认识民进，是从认识我身边的民进人开始的。

　　1982年7月，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进修结束，回到母校苏州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工作。当时的研究室与教务处一起办公，在老东吴大学的一幢小洋楼里。报到的时候，便遇到了研究室的主任邱光教授。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也是当时教育理论界颇有影响的学者。

　　由于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师从燕国材教授从事心理学史的研究，对于心理学有浓厚的兴趣，报到以后我就找邱主任，想分配到心理学教研组。没有想到，他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而且指定我作为他的助教，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于是，我每天跟着他去听课，帮助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写教案讲课。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同时还是民进苏州大学支部的领导，也是民进苏州市委的领导。

　　作为邱先生的助教，我经常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指导，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长者的慈祥和作为一个老师的关爱。同时，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领导的威严和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刻。每一次，我把自己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请他指点的时候，他总是那么热情、那么开心。但是，每一次我向他表示自己想教心理学的时候，他又似乎换了一个人，毫不含糊地给以拒绝。甚至，我参加全国心理学教材编写会议的费用，也不给报销。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我不得不在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学两门科学中间快乐而痛苦地穿梭而行。

　　1987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并且接替邱先生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部的主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邱先生的一番苦心。1988年，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而他自然成为我的介绍人之一。

　　我的另一位介绍人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的蔡竣年研究员。蔡老师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专业人才，业务非常精通。当时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准备把《中国心理学史》翻译介绍到海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骨干。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想翻译成英文向国外投稿。她非常支持，亲自帮助我校改文章，并且多次与我讨论如何修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大脑与认知》上，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100多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30多位国外心理学家来信表示祝贺。蔡老师快人快语，性格豪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首先动员我参加民进，我竟然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在填写申请报告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民进的历史，开始认识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赵朴初、叶圣陶、雷洁琼、谢冰心、傅雷、许嘉璐等许多我崇敬已久的名人，从此才把他们的名字与民进联系起来。其中，叶圣陶、谢冰心、许嘉璐等民进的领导人，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民进，更加热情地走进了民进。

　　我对叶圣陶先生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苏州老乡，是我们民进中央的老领导，也不仅因为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曾经读书的学校，而是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敬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我曾经读过先生的许多书，也知道先生的许多故事。在课堂里，我也经常自豪地为我的学生讲起先生。我告诉弟子，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先生，在教育上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等，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宝贵财富。我主持的新教育实验，许多思想来源于先生的教育智慧。

　　我也没有见过冰心。冰心老人对于教育的情感，希望政府重视教育和教师问题的悲壮的呐喊，一直在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有过许多机会见到现任民进中央的许多领导人，他们的才华和人格，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民进人，我认识了民进，走进了民进。我也努力让更多的人通过我去认识民进，走进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