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电脑等其它伟大的科技发明一样，在推动世界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灾难。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所有的发明都是为懒人服务的，电视是为那些不愿意思考的人服务的。

　　是的，100年前出现的电视，已经彻底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电视，人们如何生活，这个世界怎么运行。电视的出现，一方面使信息与知识得到了快捷迅速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在挤压着人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对儿童而言，电视的危害更大，以至于有人说电视造成了童年的消逝。

　　在中广协会主办的全国电视栏目剧的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关于电视媒体的责任问题。这次会议是以地方台的方言剧为研讨对象的。我说，其实方言的式微是与电视有关的，强大的中央媒体在推动普通话普及的同时，也影响了方言的保存，而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可能也会因此消失。如苏州的昆曲、评弹，如果没有吴地方言作为载体，肯定会走向毁灭。因此，栏目剧的产生，本来可能是地方台应对强大的中央台的生存之举，但是不经意间成为了方言的救赎。在这个意义上说，栏目剧是扮演了电视对于方言的“赎罪”。

　　然而，我更关心的是电视对于阅读的“赎罪”。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有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娱乐至死》。他认为，媒体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漫长历史中，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作为电视的前史，电报和摄影术的发明标志了新媒体的出现。电报所传播的信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摄影术则用图像取代文字作为传播的媒介。电视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是瞬时和图像的二重奏。正是凭借这两个要素，电视与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波兹曼指出，在书籍中，存在着一个用文字记载的传统，阅读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个传统。相反，电视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他引用了美国电视业内一位有识之士的话说: “我担心我的行业会使这个时代充满遗忘症患者。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六十个世纪或六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

　　当然，关于历史的知识还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内容，关键是看电视与阅读之间究竟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还是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

　　有人曾经从看电视与阅读的眼球运动速度不同这样的生理学角度，来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也有人从娱乐与思考的不同性质，来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填平的鸿沟。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因为缺乏阅读而缺乏精神力量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改造我们的电视？

　　其实，我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经预言过文化的灭亡，在他们的预言中灭亡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与阅读有关。在奥威尔看来，文化灭亡的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文化成为监狱。”在赫胥黎看来，文化灭亡的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赫胥黎的预言可能不幸而言中。

当然，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自觉，需要电视人的文化自觉。所以，我建议，所有的电视台，应该有专门的阅读栏目和读书时间。其实，在早晨的新闻前，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名著的欣赏或者诗词的吟诵呢；在晚上的黄金时间，为什么不可以有好书的评论呢？甚至可以通过电视开拓互动性质的阅读对话，一些好的书籍和书目应该及时通过电视得到传播。作为电视，应该主动承担这样的对于阅读的“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