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原本不想过早讨论这个主题的，因为对国人日渐脆弱的心理而言，这个主题实在沉重。

　　11月9日，参加完2006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夜里11点回到公司。看到课件制作部门的全体员工都在加班，其中还有两个是从会展现场赶回公司的。其时，风也正高，月也正黑，而独办公室灯火通明。

　　想起了一年以前同样的夜里，公司的10多个开发人员挤在不足30平米的房间中挑灯夜战。那一天，公司全体员工都收到了一封邮件。那是一封介绍已故支教老人白芳礼的邮件。一位老人、一辆三轮车、35万元捐款、300多名贫困学生；曾经有人计算过，18年间，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一个不识字的老人，以74岁高龄为起点，18年的艰辛，能留给整个中国教育行业的是否只有这些？而又是什么在支撑着他？我绝不敢讲这仅仅是道德。

　　只是，自那时起，所有的全宁人都开始了自己的思考。除了工作，身处教育培训行业的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那些怀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追逐私欲的人，是否能够理解、体会到老人那种高尚的快乐与幸福？一些哀叹自己并非没有为善之心只是没有为善之力的人，是否也该想想，我们难道不比白芳礼老人富裕，我们难道不比白芳礼老人强壮？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商业化泛滥的时代，我们是否还应该坚持什么？

　　我想如果一定要用一种标准来衡量行业的道德水平，那只有质量。20年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时常有落后于时代的错觉。而在这种获取物质与尊从道德的搏弈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看不清真假。奶粉可以是假的，鸡蛋也可以是假的；烟酒是假的，米面也是假的；医药是假的，文凭也是假的……以至于很多成功人士，都以由造假进而开始造真为荣；以至于很多善良百姓，都无奈以被迫造假而苟延残喘。

　　记得1999年第一次创业之前，朋友曾告诫我，在中国创业，非胆大心黑走捷径而不能成功，而等成功之后，自然会有办法漂白历史。当时正值年少激昂，确不以为然。教育不该教人投机，怎可去卖学历；教育不是教人作弊，怎可去卖应试？而8年之后，我们整个远程教育产业的产品与当年如出一辙且乏善可陈的时候，确实心寒——道德与成就似乎天生就是矛盾的。

　　在讲道德的时候，我总喜欢把“道”与“德”分开来看。道是方法，是力量，是通路。而德，是一个人的品行。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们看到的总是，有道而无德，或是有德而无道。恐怕白芳礼老人是没什么道的，否则他不需要18年一脚一脚地踩出70万公里；否则他不会忍饥挨饿夏热冬冷地开办失败的支教公司；否则他更不会在临终前说出，“要是有来世，还将蹬三轮为年轻后生们播撒自己的爱心”这样质朴得让人难过的话语。

而在这样一个堪称厚德载物的老人在挣扎痛苦的时候，所谓的有道之人在做什么？是在兜售文凭而牟利？是在利用政治和法律的空隙去投机？还是在鼓吹留洋海外寻觅人间天堂？在卖弄伎俩应对考试？甚至是融资上市笑傲江湖？

　　尽管，公平地说，对任何一个新的产业，由逐利至逐名，最后回归质量，似乎是一条天然的路。没有资本的力量，没有机遇的偶降，对任何一个小公司而言，都是难以生存，更难苛求质量的。但如同1984年的海尔砸冰箱最终砸出一个世界品牌一样，任何企业，真正的成长，先要过自己的良心。

　　假烟假酒让人深恶痛绝，假医假药让人终生残疾，而假教育假培训，会毁掉一个本应伟大的民族。等到那时，到处都是高分低能的毕业生；等到那时，全世界人都会视中国人为造假的鼻祖；等到那时，人手一张充分贬值的文凭；等到那时，没有人会相信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