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学者，他在博客里撰文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引起了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论。

　　从余先生的文章来看，他不仅反对阅读节，而且反对阅读。

　　余先生反对阅读，主要有两点理由: 一是信息爆炸时代，阅读不但不缺乏，反而是灾难；二是阅读是浪费生命，我们更需要游历，需要体验，他列举了许多伟人的例子。实际上如果对余先生的话孤立地来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用来反对阅读节，却有一种语境错置的荒诞。

　　在第一条理由中，余先生事实上将阅读的概念泛化了。他所指的“阅读”包含了大量网络阅读在内，而余先生在批评阅读是灾难的时候，事实上指的正是肤浅的即时性的消遣性的网络阅读，其实也包括各种娱乐纸媒的泛滥，是一种灾难；绝对不可能是指阅读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精华的作品的阅读已经足够普遍，造成了一种灾难。而我连续几年通过政协提案呼吁设立阅读节，要倡导的，肯定不是这种“阅读”，这种基本基于感官的阅读是完全不需要去提倡的。我所要挽救的阅读，主要是指对那些承载人类文明精华的作品的阅读。

　　概念的泛化容易导致自说自话，即使网络阅读，也并不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普及。首先上网的人并不都进行网络阅读；其次中国的网民数量占国民数量的百分比其实还很低。目前的状况，是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同时存在的。余先生所说的阅读是一场灾难，据我理解，主要是指人们缺乏良好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无法应对信息爆炸时代。而造成这一点的重要原因恰好是真正的阅读的缺失和阅读能力的低下。人们缺乏处理信息的能力要靠有效阅读来疗救，靠拒绝阅读来疗救则是不可能的。

　　在第二条理由中，余先生强调行万里路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不读万卷书，则可能失之偏颇。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因为余先生的阅读概念又发生了变化，从他所列举的例子来看，他指的是文人阅读，批评的是许多文人只知道死读书，忽略了观察广阔的社会生活现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阅读节所指称的阅读，主要是指公民阅读而不是文人阅读，而中国公民需要阅读，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其实即使中国作家，也还远远没有到阅读过剩的地步。

　　余先生反对设立阅读节，还另有几条理由。一是世界上已经有阅读节了，因此中国不需要阅读节。余先生举这个例子，本身就说明余先生不反对阅读节，只是反对中国设立阅读节。世界上有阅读日，中国就不可以设立阅读节了吗？世界有青年节，中国也照样有青年节，世界有国际教师节，中国不照样有教师节？

　　余先生又说，好书自会流传，不需要借助阅读节来提倡。首先，余先生把阅读狭隘化为文学阅读，是极不妥当的。其次，阅读虽然是私人的事情，但是通过阅读节，可以表明社会的价值导向。好书自会流传的说法根本行不通，在印刷极其便利的时代，好书很容易被湮没，因为流行品味往往拒绝真正优秀的作品，媚俗之作大行其道。相反地，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出版不发达的年代里，好书才不容易被湮没。借助阅读节，可以呼吁更多的有责任感的文化人站出来，推荐好书给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事实上，目前我们社会关于阅读的活动，根本不像余先生说的太多太滥，而是太少！我希望通过阅读节引起各方对阅读的重视，当然也包括政府部门建设并充实各种公共图书馆特别是社区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

　　至于设立了阅读节，是不是要设立美术节、音乐节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阅读在提升国民素质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美术、音乐等等，一切有助于人类向上的门类都非常重要，但是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阅读确实处在核心地位或者说基础地位，难以想像，一个缺乏阅读的民族，会是怎样的民族；一个缺乏阅读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书籍是提升全民族素养的最有力的工具。

　　因此，我不但希望国家设立阅读节，同时希望更多的学者，包括余先生，不但能够大力提倡阅读，并且能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国民推荐更多更好的图书，甚至提供相应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