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商学院
刘远/文
张维迎: 中国商学院不缺乏教书匠，缺乏的是真正有水平的，
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者，真正的学者。
商学院毫无疑问是当前一个热门的话题，管理教育更是全社会都关注的，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MBA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非常富有特色的字眼。MBA吸引公众的注意是跟MBA背后所隐含的含义相关的，比如意味着财富，对企业的支配，意味着将来更大的成长空间，令人目眩。
从1991年的第一个MBA教育开始，12年来中国已经创立并拥有了数十所商学院。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迫使我们的工商管理教育从草创迅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今，培养大批既懂国际商业游戏规则，又懂中国式企业管理之道的中高级职业经理人已成为中国商学院的当务之急。
8月8日首届中国商学院院长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商学院的院长与项目负责人，济济一堂，探讨了关于商学院建设、标准、定位、发展战略、院校合作、校企合作、知识创新、招生推广和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本次高峰论坛也是中国商学院院长的首次集体亮相，丰富的实践糅合前沿的理论，中国商学院院长的高远宏论使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国际会议厅内的论坛意趣横生、交锋激烈、高潮迭起。
知识创新还是职业培训
中国需要办什么样的商学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首先把北大的“商学院”称作“一个创造知识的学院”。
他说，“光华管理学院是一个研究性的商学院，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培养人才，为全世界培养人才，而且必须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领先，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学院。我招收的教员一定要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才配当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他说，“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商学院。有一个口号‘知识创造财富’，我们加上一句话，‘光华创造知识’。衡量光华成败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大多数商学院成败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究竟对人类的知识，特别是人类的管理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能够有多大的贡献。”
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的追求不太一样，他认为“MBA教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最终是培养一些企业家，或者说是企业家的熔炉，或者是一个摇篮。我们要提供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驾驭资源、与环境融合，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的智慧教育。MBA教育不同于任何一个专业化的教育，比如会计专业、企业管理专业，而是整体的驾驭资源智慧的概念。这是我们对MBA教育本质的理解。”
而长江商学院学术副院长陈宏首先谈到的是“我们需要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他认为“中国需要世界级的商学院，来培养世界级的商业人才。”随着中国进入WTO，中国进入了世界的商业圈。世界级的经理人不是天生的，他需要学习一套理论知识，才能面对世界的挑战。所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他就必须创造新知识，必须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商业领袖。而这些经理人他就需要世界级的大学和商学院的培养。第二，中国也需要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要有世界级的大学，在商学院里面才可能产生和聚集这些优秀的人才。世界一级的教授，为什么选择北大、长江商学院、或者选择“中欧”，不仅仅是只看待遇，还要看有没有这个学业的带头人在里面。
其次陈宏谈到了创造世界级的商学院要有哪些必要的条件。他说“要创造世界一流的商学院首先是经济实体。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按照消费能力计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位。中国有可能产生一流的商学院。第二，人力资源，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中，有一大批华裔学者，这些人对中美文化差异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应当像美国、加拿大一样，不拘一格吸引各种学科的人才和一流学者。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另外还有不同体制的学校出现，像“中欧”、长江商学院作为李嘉诚基金会赞助的非盈利教育机构开创了非盈利私立大学的先河。创造世界级的商学院运行的体制也非常重要。除了国立管理学院以外，也需要一些私立的非盈利的商学院。在北美包括欧洲，绝大部分一流商学院都是私立的。
理论型与操作型人才之争
近几年，我国自己培养的工商管理硕士已经走进企业。这些MBA是否适应企业的需要？商学院应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论坛上也争论激烈。
张维迎教授认为商学院在培养人才方面最重要的是培养管理型的人才，包括一般的MBA，还有EMBA。商学院一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第二是对具有企业素质的经理人加以提高，开发他的能力。他认为设立MBA学位的目标和过去一般的学术性学位不一样，就是培养的人一定是实干家，而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人。
对于最近两年MBA在国内薪金不如前两年那么高，有“MBA贬值了”的说法，张维迎教授认为:
“我不认为贬值了。前两年网络泡沫，薪酬本身是不正常的。就我所知，像北大出去的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稳步上升的。读了MBA以后，不一定就能找到一个完全满意合适的工作，但是不读MBA，以后真正要在商界达到一个相当的职位可能相当难。”他还认为商学院的教育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王方华院长说，企业认为我们的MBA学生会说理论，也能够写报告，但是不能做。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商学院必须要认真解决的。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学院是以学术型的观点和学术型的教师队伍来培养学生的，因此我们的学生不由自主就带上了教师的思想烙印。现在很多学生分析案例分析得很好，表达的观点也很清晰，但是操作起来很难。
他指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在著名的商学院培养的学生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80年代美国80几个商学院的院长曾联合呼吁MBA教育要改革，认为当时培养MBA的体制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这中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商学院培养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后备人才，不是现实操作型的人才。如果是操作型的人才，应该到公司自己的培训班里去找，商学院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完整的理论基础下，培养带有案例分析的思维方式。学校当然也应该反思，为什么培养的学生在市场上不能马上进入角色？他透露，现在商学院兴起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只在基础课程用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但在专业课程中是用情景案例，即正在发生中的案例，或者说用身边不断涌现出来的案例来训练学生。他认为“学生质量不在于毕业以后能不能动手，而在于五年十年以后能不能成为领袖，因为我们培养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后备军。”
而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袁岳则针对目前商学院只重视“知识型知识的框架”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应“将工具型知识教学提升到战略高度”。“真正未来的工具性知识，虽然有一部分来源于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案例，很大一部分却是来自于本地知识，来自于本地发生的现实问题。那些国外的纯理论多运用于纯净市场，而中国的市场是灰色市场。”
教授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张维迎认为: “中国商学院不缺乏教书匠，缺乏的是真正有水平的，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者，真正的学者。很多的人在不断地批评，中国的商学院最大的问题是商学院的老师不懂管理实践。我一直对这样的批评持不赞成的态度。中国商学院的老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没有真正的研究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构建模型的能力。所以在课堂上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不能被很多具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认同，反过来被批评为不懂管理实践。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师资质量的变化，过去很多老师都是教书型的，现在转变为研究型为主的，每一个老师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都有很好的造诣。”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王方华院长认为，中国的教授今后应该成为一个既能够跟上理论的前沿，又能够站在企业实践的角度解决企业问题，“要顶天立地”，这样的教授才是一个合格的教授。
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质疑“EMBA师资应该有三分之一来自海外”这一规定。他说“洋人授课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去年，我曾经全程考察一个学校的洋人在中国的四天会计课程内容。我认为如果是中国老师教的话，百分之百能拿下。我们中国人在听中国老师用中国话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懂，首先是考虑老师的水平不行，再考虑把这个老师拿下来。在听不懂洋老师讲课的时候，学生首先感觉是自己的水平低，而不是老师的水平低。有些学生认为我听不懂它的课程，但是我听了原装的英语了。再一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EMBA项目以洋人授课为荣耀和卖点。前几年某一个学校，请了几个国外的教授来讲课，说这个教育是点金术的教育。我相信学生从中学到了东西，但从成本看，我们是不是需要花这个代价来学？”
长江商学院学术副院长陈宏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世界级别的教授主要是从北美和欧洲学校产生。这主要与管理教育历史有关。北美管理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管理方面强调研究，也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北美教授人才济济，而且大部分是专家、学者，都分布在欧美和欧洲商学院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在九十年代初才开始，与美国相比晚了几十年。这也是由中国的经济所决定的，中国真正对管理教育有需求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市场经济才有这样的需求。一旦有这个需求以后，需求的膨胀非常之快，教授从内部培养跟不上了，这就确定了必须要吸引外来的教授。中国管理教育的初级阶段是洋为中用。基本上停留在翻译西方教材，进行简单加工，简单编撰。现在只靠翻译教材就远远不够了。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写出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研究教材，这是中西贯通，中西贯通在洋为中用之上。他认为商学院必须要强调研究。管理研究是商学院能不能做好的竞争优势，战略优势。美国的管理教育并不是一开始就强调研究的，195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管理现象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管理教育的提升是需要科学、系统的管理研究的。这个报告奠定了现代管理教育的基础。
强大发展动力来自市场经济
对中国MBA教育今后的发展趋势，各位商学院院长也作出了预测。
张维迎教授说，中国MBA的规模，包括学院的数量都会不断增长。美国有一千多所商学院，我们平时只听到几十所有名的。中国现在每年招收的MBA人数只有几千人，还不上万，美国一年都有十来万学MBA的学生入学。中国的MBA要随着经济逐步发展，不可能发展太快，总的趋势还是要扩大。MBA教育已经分化，变成一个等级结构，最顶端的可能有十几家、二十家，还有中等的，还有地区性的，比如某一个省招生对象都在省内。所有制结构也会有很大的变化，目前我们以国立为主，将来一些私立的大学商学院会出现，还有一些海外大学的商学院会进来。可能还会出现盈利性的商学院。
王方华院长称自己也是比较看好的一派，“第一如果中国经济要持续高涨，MBA也会持续高涨。第二，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民营企业从家族制，从不规范的管理走向现代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引入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的队伍就是MBA和EMBA最重要的需求来源。再有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外资企业，当然需要跟国际商务发展思路一致的人才，这个人才从哪里来？是在MBA里。因此中国的MBA将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是持续看好，持续增长。”王方华院长还认为从今年开始是大学毕业的高峰，在三四年以后将会出现EMBA入学高峰，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会出现在EMBA当中。张新民院长也认为中国MBA教育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经济观察报》总编何力在发言中提到了另一种声音: 目前社会对整个管理教育的评价反差之大是非常明显的，有人说管理教育已经成为了非常严重的泡沫。他说“对整个管理教育的评价反差之大令人瞠目。有一个例子，创维说我的MBA薪酬两千元，超过两千元我是不要的。也有很多的管理学院说，不可能，我的毕业生低于一万美元是根本不给你的。这个例子可以反映出目前管理市场对管理教育的评价，包括存在的泡沫。有人说管理教育已经成为了非常严重的泡沫，随便一个人的名片就会写上MBA、EMBA等等。应该真正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靠市场来考察我们今天的管理教育市场，究竟是过热，究竟是有泡沫还是有很大的需求不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华不认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有泡沫，“因为跟社会的需求相差实在太大，中国应该需求成千上万的，甚至更多的MBA学生，才能形成真正的经理人市场。”
高校体制改革的先锋
张维迎教授还认为，中国MBA教育的发展会给中国整个现代教育提出很多挑战。“比如国内商学院之间聘用教授的竞争将导致传统的学校工资制度吃不住了。因为在商学院不同的专业教授的市场保留工资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有些专业可能花五六万美元就可以雇到最好的教授，在商学院可能花十几万才能雇到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因此过去我们的工资制度不适应，人事管理也不适应。光华管理学院在行政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现在光华管理学院70多个行政人员中只有10个是传统的‘干部’，其他都不是，都是从市场上招聘来的。没有了铁饭碗，员工的工作态度也改变了，服务质量也提高了。我要求大家首先要转变态度，记住一点，在学校里面，行政人员的饭碗是教授给的，是学生给的。所以一切服务都应该服务教授，服务学生，他们是行政人员的衣食父母。”
张还提到，“在商学院内部管理上，要跟传统的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政府体制进行斗争。过去学校几乎都是政府管，很多事情都是应付政府，招生的名额、分数线，全部是由政府控制。为此我专门写了很多报告，认为学校要进行调整，过去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应该废除，否则对中国的商学院发展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市场就应该自然形成一个评价体系。政府要真正放权，不要对学校管那么多。政府应该相信，学校会为自己的品牌、名声去做努力的。”
王方华院长谈到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在大变革的前夕，将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改革出台，而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只是一个侯鸟，是一个探温度的做法。其实EMBA的招生已经揭示了这么一个序幕，接下来不改也得改，最后的堡垒将会松动。如果教育改革一旦启动的话，首当其冲，MBA又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源头。
张国华副院长重点谈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办学体制的探索，即独立体制办商学院。他说，“中欧”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商学院，大学里的商学院有没有可能办成独立的商学院？有可能，就是引进社会资本、民间资金进入商学院，但是社会资本和民间资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以盈利为目的办商学院是办不好的。有人说的高额利润回报，他个人感觉办教育是不可能的。像欧洲的那些商学院，他们都得到一些资金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要求回报，这样才可能办好商学院。
张国华还认为，办学自主权对办成功的商学院是必不可少的。他希望大学里的商学院通过体制改革，获得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全世界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体制不一样。美国有一个公立大学，资金中5%来自州政府，它的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员工的人数都受到大学的控制。这和我们现在的大学的体制一样。用州政府的钱，如果想进入全世界最好商学院的竞争，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这个商学院宁可不要5%州政府的钱，而要获得充分办学的自主权。最后他们和州政府商量，把5%拿掉，教授的待遇和人数不受限制，获得一个非常大的自由。这样一个学校，已经有我们不可想象的办学自主权，但为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它会采用这样一个措施，这给我们中国商学院院长一个很好的借鉴。如果真的要去追求商学院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首先要思想解放。与国外相比我们整体差距非常大。但是差距不在教师的素质、硬件上，最重要的是中外商学院办学体制和办学观念上的差距。我们必须改革商学院的体制，一个优秀的商学院一定要以经营的方式来成就。商学院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实际跟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差不多。商学院和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不同，中国商学院与国家改革开放以及获得的市场机遇、巨大的资源是文理学院无法比拟的。所以大学里面把文理学院、商学院捆绑在一起改革是不可取的。商学院是最贴近市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学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体制改革的先锋。体制解放所带来的优势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办学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办学目标和战略。二是企业化经营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与协作。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资讯版）--2003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