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化人才

　　《羊城晚报》刊登记者莫艳民的报道称，“2003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为国际化人才画像。

　　论坛中，亚洲大学校长们共同勾勒了国际化人才的一个普遍面貌———他（她）能够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能够利用某种工具或途径进行跨国交流与服务；他（她）还是某一专业、层次、领域内的具有一定专门知识或能力并基本通晓国际行业规则的人才。

　　大学是他们成长的温床。为了培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放弃单一的教育模式，实行外语与应用学科相结合的复合型培养道路，使他们既熟练了专业，又掌握了外语；在课程设置上，采用国际化教材和考核方式，并提供Ａ、Ｂ两套方案让他们自由选择。扩大课程范围，保证每学期的选修课都在50门以上；学校还与各国的交流大学建立互访关系，让他们可以在假期和实习阶段进行游学实践活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学习、适应跨国服务与交流；只要有大型的国际会展与竞赛，学校都尽量组织参与，提高他们服务社会、服务全球的意识，还锻炼了语言、文化、组织、协调和社会交际能力。

　　教育让他们羽翼丰满，对祖国的热爱让他们内心成熟，所以他们选择为国家服务，尽职尽责。别人看着奇怪，你都国际化了，干嘛还要回来辛苦打拼呢？先有本土化，才有国际化，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还有哪个国家会真正地容纳你？知识、能力要外向，心却要内向。这才是真正的、未来迫切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大学理念何妨多元

　　学者许纪霖在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提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学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

一个国家的大学理念要不要一统？领导们喜欢一统，这样管起大学来方便得多，还可美其名曰科学化管理。科学化，乃一统化也，管理的一统首先要求大学理念的一统。那么，不一统于科学，一统于人文行不行？我自己是吃人文这行饭的，对蔡元培先生也心仪得很，给学生讲了许多北大的古老神话以后，自己的底气也不足: 当年的大学乃精英教育，社会远不及如今世俗化，自然可以博雅得很。而今工商金融时代，博雅之士有几个无妨，倘若个个都高谈阔论，谁来负责将“神五”送上天？

　　华人大学理念我也赞成，如今英文像当年欧洲的拉丁文和中国的文言文，成为贵族文化的标志，还有以英文教唐诗的稀奇之事。不过，文化是有国界的，科学技术没有祖国，全球化时代如何本土化，说说容易，真的化起来还是颇费周折。

　　争论到了大学理念这一层次，事情就不那么好办。理念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是你死我活，不可通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学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最为国人心仪的美国，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大学理念。美国的大学就像美国人一样，各有各的个性，你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比较。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迎合人们各种偏好。至于我们这里很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那只是商业伎俩而已，且多如牛毛，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

　　今天，上上下下言必称美国，何不在大学理念上也像人家那样百花齐放？北大可以人文博雅，尽出风流；清华尽管科技导向，与国际接轨；再搞几所华人理念大学，传统书院式的。各个大学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类型性质，发展出自己独家的大学理念和评价标准。有个性的就是好大学，有独特风格的就能做百年老店。这样的话，我们的教育大超市里可以做到酸甜苦辣，味道齐全，学生们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主管大学的领导同志，是否也该搞搞新意思，将国际上的“多元”理念接轨过来，让每个大学都有个性发展的机会呢？

　　农村教育的体制之痒

　　《中国教育报》刊登刘华蓉的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的变革。

　　从建国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一直实行的是国家办学，中央负责，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1985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在随后几年，义务教育法和新的规定又相继出台。在这种体制变化中，农村义务教育变成乡、村举办，农民自己办。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财政重新占据了优势，到2002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比例已经恢复到了61.12∶38.88。在实行分税制以后，财力受到削弱最大的是乡镇和县，农村义务教育等需要大量投入的基础性项目归乡镇负责，逐渐显得捉襟见肘，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收费、乱摊派，拖欠教师工资。

　　“以县为主”体制的提出旨在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由农民承担转到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促使“农村教育农民办”向“农村教育政府办”过渡。在这一体制的推进过程中，全国出现了教师工资拖欠现象减少，乡镇教育机构被撤消等现象，县级政府在对教育资源的统筹配置上拥有了更大权限。到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基本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以政府为主”、管理上“以县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但是“以县为主”体制的实现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它在实施中碰上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一些县（市）财力匮乏。确立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的分担机制，强调省级和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对完善“以县为主”至关重要。

　　丘成桐给中国基础教育泼冷水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世昕报道，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

　　这些观点被普遍认同: 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迄今惟一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华人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瓢冷水: “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美国最好的学生真是好得不得了。”丘成桐说，应该这样比较，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能进他所就职的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学生。而两类最优秀的人相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很多。丘成桐在很多场合都举过这几个例子: 几个来自国内一顶尖大学的学生找到丘先生，求教一个几何方面的问题。丘成桐感到很奇怪，他们问的是一个微分几何方面的古典问题，是学生们在读本科时就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还有一次，也是北京某著名大学的博士申请到哈佛作研究。“一看他的论文，我吓了一跳，程度低得一塌糊涂！坦白讲，还不如一些大学的硕士生。”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另有高见，杨今年9月13日说，中国的教育态度与美国的教育态度截然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偏重于灌输式教育。中国学生的根基非常扎实，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中国的学生面对新事物总有畏缩心理，与美国学生比起来，创新意识较差。中国与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因人而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学生，应该让他们多创新，对于美国学生，应该让他们打好基础，这样互相弥补，是最恰当的。换一种说法，对天资高的人，美国教育会好一些，而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基本上讲，中国的教育哲学是比较好的。

　　杨振宁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没有完全改变的必要。对于体制存在的缺点有修正的方法，对于上了大学的学生，尤其是那些特别聪明的学生要允许他、鼓励他跳跃式地发展。他认为，让这两个方向同时进行也许是最合适的选择。

　　繁荣背后的教育危机

　　据中国《新闻周刊》摘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更重视物质投资，而轻视人力投资。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中国显然更重视物质投资，而轻视人力投资。报道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998至1999年，中国的教育经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而实物资本的投资大约是这一数字的15倍。相比之下，土耳其的教育经费是其GDP的2.9%、印度是3.2%、俄罗斯是3.5%，菲律宾是4.2%，美国是5%。

　　尽管这一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如大学的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现实情况还是让人忧虑: 在贫困的西部地区，政府对中小学的拨款少得可怜；有些地方，农民们不得不把一半的收入用来支付孩子的学费；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的孩子，也遭到了当地公立中小学校的冷遇。

　　这是个天大的错误。20世纪的科技令人眼花缭乱，而美国兴旺发达的秘密，就是重视教育。美国改革了高中体制，使所有新来的孩子都能上学；政府还资助二战归来的士兵进入大学学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德朗说: “目光锐利的观察者们已经觉察到，工业技术与科学的联系将日益紧密，而且会越来越复杂。19世纪末，英国十分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而在早些年大力投资办学的德国，后蒸汽机时代的电力技术、冶金技术和化学技术纷纷繁荣起来。进入20世纪时，英国在技术和生产率方面的领先优势已大大丧失。”《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只有中国政府将财力从公共设施工程和高楼大厦转移到学校教育，这种成功才能持久。教育带来的好处不会像兴建办公楼那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但这些好处会更加持久。

　　当前，中国正努力在发展经济以及控制因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之间寻找平衡。中国放弃了平均主义，允许拉开贫富差距，并提高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工资。但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的动荡。而教育正是一剂良方: 它能提高生产率，并使那些贫困人口及其子女的工资水平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