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全球峰会看点
特约撰稿 林阳/文


约翰·丹尼尔爵士认为较小的教育规模并不能体现出开放教育的优势。
11月6日,在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里,东方之珠上海迎来了以“创新与合作——为远程教育的明天共同行动”为主题的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此次会议可称为开放大学的全球峰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电视大学联合主办,上海电视大学承办;汇集了英国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南非大学、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泰国苏可泰大学、韩国国立开放大学等10余所国外办学规模较大的开放大学校长和特别代表,以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上海、四川、江苏、河南电视大学的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爵士(Sir
John Daniel)和阿卜杜尔·坎教授(Dr. Abdul Waheed Khan),中国教育部、上海市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
应该说这次会议有不少看点,这些全球知名大学的开放大学校长们聚在一起聊些什么?至少这个问题就很吸引与会代表和到场媒体记者的注意力。此次会议至少有五个看点,如果结合各种背景深入观察,更有助于理解会议召开的现实意义。
看点一: 巨型开放大学
此次会议的英文名称(2003 world summit of mega universities)让人颇为好奇,里面出现了一个新鲜词汇:
mega universities,请教一些业内人士,他们表示对这一新名词也不甚了解。探究这个词的含义,需先搞清楚“mega”是什么。从手头的英语词典得知,“mega”有“百万”之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很大”的意思,“mega
universities”可以直接推断为“巨型大学”。在网上出现“mega universities”的相关文献并不多,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爵士新书《Mega-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 Media: Technology Strategies for Higher Education》(《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
高等教育的技术战略》)的介绍。在这次会议上也举行了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
约翰·丹尼尔爵士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个新词已经进入了英语。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把会议演讲的题目定为《mega
universities = mega-impact on access cost and quality》(《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的原因吧。考虑到人们对这一新名词可能还不太了解,他还特意在演讲中把这个词专门提出来加以说明。约翰·丹尼尔爵士认为,所谓“巨型大学”(mega
universities)就是指那些从事高等教育和远程教学,并且学生规模达到10万以上的开放大学。按照这一评判标准,目前全球有包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国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近20所这样的大学,较大的招生规模决定了它们在世界远程教育发展中正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次会议是这些巨型大学的第一次国际峰会,会议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本次峰会为契机推动所在国和地区,乃至全球的远程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的发展。
为什么约翰·丹尼尔爵士那么强调一个开放大学的规模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他的会议演讲中找到答案。约翰·丹尼尔爵士在会上强调指出,一定的办学规模正是开放教育成功的关键之一。考虑到开放教育高投入的特点,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注册学生来共同分担成本,那么任何开放大学的生存都将难以维系。约翰·丹尼尔爵士还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
当初在创办英国开放大学的时候,有人就提出先进行小型实验项目,看看结果再说。但约翰·丹尼尔爵士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较小的教育规模并不能体现出开放教育的优势。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看点二: 提升开放教育
记得约翰·丹尼尔爵士在进行21世纪高等教育的成本─效果分析时曾对开放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番分析: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短缺的,大学于是不得不通过收学费的方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因此远程教育就会被列入到议事日程之中,开放大学也会因为能大幅度地降低成本而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约翰·丹尼尔爵士在这次会议的演讲中指出,英国开放大学培养一个学生所需成本仅仅是普通大学的60%~80%。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的重要性超越了物质资本,国民素质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开放教育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也将日趋重要。在本次会议上,不少演讲嘉宾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一观点。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张尧学在演讲中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大学体系的发展。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体系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44所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组成,其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负责教学大纲、教材和考试的管理,而各地方广播电视大学则负责日常的教学、招生和管理工作,既保障了全国统一步调,又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张尧学司长还指出,未来中国的开放教育将会建立面向公众教育的“教育超市”,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更高需求。
将张尧学的本次演讲放到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当中考察,更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张尧学在演讲中指出,今年召开的中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是1949年以来中央针对我国农村教育召开的首次专门工作会议,表明中央已明确要把12亿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另外我们还看到,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提到要“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指明了“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此后,教育部又将“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确定为开放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不久前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也指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提出的六大创新制度之一是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保障制度,十项重大举措之一是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与人力资源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开放教育的春天已经来临。
看点三: 强调技术革新
“创新”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应该说我国在开放教育体系升级换代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世纪之交,教育部就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旨在加速开放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化手段,实施远程教育,提高开放教育质量与规模,为全面素质教育服务,该工程将通过对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升级提速,教育卫星频道的改造,构建我国开放教育的基础平台。通过支持一些大学开展开放教育试点,建立开放教育软件和信息资源、课件,将开放教育应用到各级各类教育中。
与之相对应,约翰·丹尼尔爵士在演讲中也强调技术在未来开放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未来开放教育体系应积极拓展技术,构建灵活应变的学习平台。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未来哪些新兴技术将会导入开放教育领域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教育从诞生之初起就是一个“时髦”的行业,因为它总是在与最先进的技术同步发展,从以前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到现在的Web服务等,开放教育总是在不断尝试这些新兴的信息技术。我们甚至很难预料几年以后开放教育具体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趋势:
首先是更快捷。为解决因特网带宽不够,速度较慢的窘境,美国1997年开始着手研发高速的第二代因特网(Internet
2)。今年4月美国西北大学因特网国际研究中心宣布,他们开始与IBM公司合作,实验利用第二代因特网支持的高速网传输视频信号用于网上教学。可以预见,以第二代因特网为骨干的高速远程计算技术(Telcomputing)将使得及时多媒体交互和海量数据传送成为可能。
其次是更方便。2002年7月北京大学校园无线局域网络完工,用户可以在校园内任何一个角落无限联网,这标志着中国教育网络建设在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无限网络的兴起,将会促进微型无线联网终端的研发和使用,譬如掌上电脑、可穿戴电脑等,它们具有体积小、功能全、操作简便等许多优点。同时,微软公司提出的“维纳斯”计划触发了信息家电产业的热潮,机顶盒、Web游戏机、WebPhone、WebTV已经或者不久将会进入信息化教育服务领域。以超微计算机和无线通讯网为基础的“泛在计算技术”(Ubiquitous
Computing)将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是更统一。就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来看,跨平台是当前一个热点,从Java到Web服务,就是要瓦解一个操作系统和少数编程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全国开放教育发展来看,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和强制实施开放教育技术标准,各个开放教育系统自成体系,导致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教育部已于2000年11月成立了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开展中国开放教育相关技术的开发工作,最终将形成中国开放教育标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现代信息技术并不一定就比传统的口耳相传更有效。约翰·丹尼尔爵士在演讲中比较了独立式(independent)学习和交互式(interactive)学习的优缺点。他指出,独立式虽然前期投入大,但投入随招生规模增加的幅度不大,而交互式学习前期投入小,但投入随招生规模增加的幅度却较大。美国教育技术与传播学会(AECT)曾经在其年会上仅使用幻灯片,连电子演示文稿都省了,为什么?因为在特定场合,投影片比其他先进技术手段更简便、成本也更低。这说明,现代开放教育并不排斥传统的技术手段。恰恰相反,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有机融合,才是优秀开放教育体系应有的特征。世界知名的英国开放大学以计算机会议、电子邮件、互联网、CD-ROM作为其主要课程传输方式和学生支持服务,但它并不排斥传统媒体。开放大学始终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平衡,选择最适合特定教学环境的教学媒体。因此,开放教育的技术发展还要考虑教育的实际需求,避免盲目攀比。
看点四: 加强全球合作
本次会议提出了建立联合市场开发(joint marketing)这一概念,这正迎合了本次会议的另外一个主题“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在题为《创造、合作—中国电大发展之路》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1979年到1985年是“文革”之后的补偿教育阶段,1986年到1998年是建立多层次、多规模、多类型开放教育体系阶段,1999年到现在则是建设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就在逐步尝试与国际机构以及国内行业、企业间的合作。例如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开发英语教材,又譬如协助国内行业、企业开展培训。此外,中国广播电视大学还准备与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将这些名牌高校的优秀教育资源移植到中国开放教育平台上,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
可以说,本次会议提出的主题之一——“合作”正是迎合了全球化发展这一历史趋势。国际上关于全球化与教育有许多研究,人们认为,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学习者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参与国外课程的学习。英国哈伯赛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umberside)校长罗吉·金(Roger King)教授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界限正迅速消融,大学将要面临向学生提供适当的教育并使之适应这一世界方面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人们建立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其中许多是国际间的。可以说,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开放教育的合作,将有利于吸收国外开放教育实践的先进经验,推动本国开放教育的加速发展。
但是,传统观念中人们一直将教育视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如果真的搞联合,必然牵扯到每个开放大学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磨合,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好事多磨”。
看点五: 关注质量保障
在常人的印象中,开放大学仅仅是正规大学的补充,是那些“没有成绩上大学、没有存款上大学、没有时间上大学”的人们退而求其次的一条出路。想要进入全球知名的英国开放大学吗?很容易!无论种族、国籍、性别、原有文化程度、入学动机如何,只要你年龄不低于18岁,而所选的课程还有名额,你就会被通知入学。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主掌握学习的进度,逐步累积各学科所需的学分,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开放”。但“开放”不等于“放开不管”,开放教育同样需要关注教学质量。
参加本次大会的嘉宾在发言中多次强调开放大学的教学质量问题。约翰·丹尼尔爵士在演讲中还提出“规模、成本、质量”是开放大学的三个核心要素。某些人曾把开放教育比喻成“没有灵魂的教育工厂”,在本次会议演讲中约翰·丹尼尔爵士则直接反驳了这一观点。他和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琼斯教授(Prof.
Linda Jones)在演讲中都指出,英国开放大学在2003年全英大学排行榜(Sunday Times universities
guide 2003)中就排名第五。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教育部制定了“统筹规划,需求推动,扩大开放,提高质量”发展开放教育的指导方针,并将对其的管理列入“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规划”。2003年2月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工作会议也将2003年作为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年,并要求各试点高校在2003年完成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有业内人士还指出,“我们比社会更关心开放教育的质量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应试教育是当前整个中国教育的顽症,不少学生在选择开放教育时都带有急功近利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一纸文凭。而一些开放教育机构盲目追逐招生人数,难以保障教学质量,这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开放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从学生报名入学到最后学位的取得,每一步都应提供全面的指导和帮助,尽可能减少学生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的障碍。而开放课程也不仅仅包括教材、光盘、课件,还包括教师讲授、答疑、作业批改、试验辅导等一系列围绕开放课程所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因此计算机数量的增加、网络带宽的增加、资源库容量的增加不能简单地等价为开放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要实现优质的开放教育服务就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及早建立开放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使开放教育质量管理标准化、制度化;二是要健全管理法规,严格管理开放教育中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实行“准入”制度;三是要加强人员培训,强化教师的服务意识;四是要丰富开放教育资源,积极开发社会所需求的网上课程;五是要突破开放教育思维方式的束缚,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卫星网、邮政网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学习支持;六是要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为核心。
亚太经合组织曾进行过一项题为“新供给与新需求”的有关学校之外学习的调查,最后其结论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是自己掏腰包而不是通过接受国家补助或者奖励来接受高等教育,这点在开放大学尤为明显。因此,从经济意义上看他们就是这些教育机构的顾客。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学习不是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的商品,但借用市场交易理论中“供给”和“需求”两个概念却可以有效地把它同以学习为主要目的的服务活动有效地联系起来,可以把个人对从事各种学习活动的愿望和意向称之为“需求”,把有助于有意识地学习的各种教育和训练计划、课程、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它活动称之为“供给”。联合国提出“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口号,鼓励未来的教育机构为全社会服务。而社会上学习者的构成却相当复杂,譬如有的是刚上大学,为的是获得学位,有的则是工作以后重返校园为学习新知识、获得高级学位,有的是为适应社会和商业活动的需要而短期“充电”等等。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不同,这必然要求未来的开放大学能为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就目前来看开放大学离这样的高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正如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张尧学演讲中的一句话“求生存、求发展是万物遵循的法则”,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在演讲中也指出“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的确,开放教育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教育产品,才能得以生存,获得发展。从量变到质变,从巨型到优质,未来的开放大学不仅在规模上,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质量上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全球峰会上开放大学校长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充满自信的微笑,让与会者在听到这个结论之时心里多了不少底气。
(林阳mrliny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