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改革五建议
上海教育科学院院长 胡瑞文/文
改革目标: 以教育追赶实现经济追赶
今天，在我国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高教改革的目标从宏观上来说，应该是以教育追赶促进并实现经济追赶。以教育追赶实现经济追赶的目标，在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先例。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成功的经济追赶是以人力资本追赶为先导的，一般而言，后发的国家相对于先行的国家，更注重创造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变迁的教育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进国的代表范例，即美国追赶英国、日本追赶西欧、韩国追赶西欧发达国家。这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显示:
教育和人力资本追赶是经济追赶的先导。
第一次是美国追赶英国。美国是在四十年代普及了高中12年义务教育，50年代初第一个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70年代最早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比西欧提前20年左右。一百年来，美国的人力资本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一直是世界第一。这就支撑了美国从经济到国防，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大国。一直保持全世界第一强国和一直保持人力资本大国是分不开的。
第二次追赶是日本追赶西欧。日本首相吉田茂写过一本书《激荡的百年史》讲到，日本是自然资源的小国，但却是人力资源的大国，要靠教育立国。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教育。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固定资产损失了90%，但是，在人们脑袋里的知识资本，整个的国民素质优势并没有消失。战败后的第二年，日本就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法。在很多大人吃不饱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保证了九年义务教育经费，保证穷孩子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这种鼓励使弱势家庭也愿意送孩子去读书，而不去打工。所以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有的劳动力几乎98%以上都是初中毕业生；到了70年代就业的劳动力90%以上是高中毕业生；到了80年代新补充的劳动力60%是高中毕业生，40%是高等教育毕业生。日本创造了奇迹，青年一代的人口每过十年提高半个学历阶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高等教育规模从70万人发展到220万人，增加了两倍。所以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在西方大国中间仅次于美国。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把英国、德国都甩在了后面。
第三次追赶是韩国追赶西欧发达国家。韩国和山东对海相望，只有10万平方公里，4770万人口，但韩国在校大学生有300万，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6%。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教育，到80年代中期，韩国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那时人均GDP大概只有2000多美元，相当于我们山东现在的水平，当韩国人均GDP在3至4千美元的时候，它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多，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到了90年代超过了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韩国还派了很多人出去留学，回国后形成了韩国三星、金星、大宇、起亚、现代等十大工业集团。它的一个企业生产汽车规模即达150万辆，它的造船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普及后，各种服务层次水平提高。美国有电子产品、IT产品等的优势，但传统的资金密集型企业和一部分电子类的产品，韩国也是很好的，包括汽车、造船、化工等等。
从以上这几个例子来看，成功的经济追赶是以人力资本追赶为先导的。研究发现，在追赶国人均GDP相当于先行国20%的时候，成功的追赶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先行国40%以上的水平。所以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后发型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模式:
一种主要靠资本的投入，即靠硬件的投入；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和教育开发，把人力资本、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优势。我们国家应该借鉴以上三个国家的经验，要实现经济的追赶，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先行。
教育投入: 三种模式可借鉴
教育追赶，高等教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国家高层次人才、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都由此而来。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15%，但是，美国现在是81%，韩国是66%-67%，台湾是55%。现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在50%左右了，但他们觉悟得太晚，比美国迟了二十年，因此在很多高层次第三产业的发展上都碰到了困难。
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要增加投入。但是我国现在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投入不足。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4.83%，而OECD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我国2001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3.19%，低于美国1997年2.2个百分点。由于中国GDP的总量与美国差距悬殊、人口又是美国的近5倍，所以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与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4.63%、4.49%、4.27%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2001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存在巨大差距。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其投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过去的苏联、中国和高福利的国家模式。即国家对教育实行全包，在某种意义上是福利型高等教育模式，少数人享受高等教育。我们过去就是因为国家全包，政府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事，所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很低。而在一些高福利国家，毛入学率高了，财政却背不动了，也开始收学费。如英国已经开始收费了；香港过去不收费，现在一年也要收四万港币；台湾公立学校也开始收费；德国大学不收费，国家全包，只要拿到了入学通知书，读多少年都可以，德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很不足，怎么办？只有上大班课，设备更新慢，科研经费也比较少，导致大学水平降低。第二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是公立、私立高等教育并重发展。美国高等教育总经费在2700亿美元左右，一半由政府提供，一半由社会和私人学费提供。精英教育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主，大众化教育以公立为主。美国有高等学校3500所，一半公立、一半私立。但是公立大学规模较大，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社区学院。美国学生3/4在公立，1/4在私立。美国学校最早是教会或慈善机构资助的，比较有优势。美国顶尖大学2/3是私立的，他们公私立并举，这是第二个模式。第三个模式，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基本上是大众化教育采用市场化模式，精英教育由国家办。与美国相反，东京大学等国立大学，是高层次的；台湾大学、汉城大学等都是政府教育。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则市场开放，日本75%的在校生在私立大学，韩国80%在私立大学，政府不投入，私立大学要靠自己积累，不可要求过高。但这对满足老百姓的教育需求，普及高等教育是一种贡献。这与日本、韩国高等教育与整个人力资源的开发要超前于经济发展，但当时的政府却财力不足有关。
三种教育模式中间，我们作为后发型的国家，财力也有限，可能需要比较多地借鉴日本、韩国模式。一方面，国家要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政府对教育有两块是投资重点。一块是重点高等学校，抓好重点大学，抓好一批优势学科。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国家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是国家的战略依靠，是国家长远的竞争力所在。同时也要拿些钱办一般高等学校，也还要办职业教育，但是政府承担的比例可能要下降。由于招生规模大了，生均拨款下降，如山东前几年生均拨款是3800元，现在变成2500、2600元了。第二块是义务教育。政府要给小学教师初中教师发工资。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腿走路，既要靠政府又要靠自己，用产业化运作的方法，用市场的机制，更好地满足老百姓需求，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地方发展服务。
教育投入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全社会教育投入，2001年是4.8%，希望到2005年提高到6.0%，其中政府能从3.2%增长到4%。如果今后四年，每年能增加0.2个百分点的话，那么就可以达到4%，全社会达到6%。是不是真正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优先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要看教育投入总经费占GDP的比重。根据我国的教育普及目标，如果不能达到教育投入总经费占全社会GDP的6-6.5%，不能叫教育优先。
第二是居民教育支出。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情况，20世纪90年代时，全国城市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是2.6个百分点，1995年是4.2个百分点，到2001年增长到6.8个百分点。农村20世纪90年代是3.95，1995年是6，到了2000年接近9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村义务教育这一块农民负担较重，所以教育支出比例较高。整个看来，现在我们全国城乡算在一起，居民教育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7%；韩国和日本占10%。
高教改革: 五点建议
加入WTO后，我们高级人才大量短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很大的发展任务，高等教育改革很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学校应该有一个市场调查部，调查劳动力市场缺少什么规格、什么能力的人，然后再确定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高等教育培养的规格、专业必须和劳动力市场结合、配对。而我们的高校离市场很远，这就需要改革。我对高教改革有五点建议。
一、体制要创新
我们的高等学校要学会运用社会的资源和资金，现在对这点大家思想比较解放，但是怎样能够和上市公司和大的企业集团合作办学是可以研究的。
与国外的大学合作办学，可以引进它们的软件、课程、教师，但是国外的大学不可能来投资，因为任何大学都是缺钱的，不可能到你这里来投资。实际上，很多民办学校、大学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运作得很好。我们教育部直属的很多大学现在也正在运用市场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在珠海办了分校，征了4000亩地，完全用市场机制运行。中山大学在珠海办了分校，北师大办了分校，北京理工大学也办了分校，珠海现在变成了大学城，因为知识产业在珠海环境好，人家也愿意去，而珠海又无偿提供土地，投资者也很愿意。估计该市将有五所万人以上的大学，全部按成本收费，全部自筹资金。
通过老大学孵化新学院是个好办法。老大学不仅搞精英教育，也要搞大众化教育，一些一流大学有三分之一教师不够一流，但这三分之一的教师在全国却是稀缺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经验，素质也很好，为什么不出来搞大众化的二本教育呢？一流大学可以和其他力量合作办分校，这批人就可以借给合作方，教师还是学校的编制，工资他们发或反馈，这些教师就成了虚编制，腾出编制再进年轻的博士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或国外的教师，进行换血、调整，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做。
现在高等学校的思想解放多了，还可以胆子更大一点，再放开一点，给老百姓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机会，让学校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大学校长的一个任务就是搞钱，一个任务就是选院长、选高水平的教师，而且不惜代价。“九五”期间的前几年，大学管理体制改革抓得比较多，学校的合作调整以及部属大学到地方大学的转移、下放是必要的；真正解决发展的资源短缺问题还是要靠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只有积累更多的资源，我们的教育才能做大做强。
二、管理要分权
万人以上大学、巨型大学要搞两级管理，要分权不要集权。集权导致效率降低、层次过多，主观主义会增加，下面的积极性就不高。我赞成大学和医学院的合并，但是北大的模式比较好，医教研不能分开，复旦的模式不好，浙大的模式也不理想，是医学院和医院分开管理。医学院必须和临床结合，国外的医学院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科研经费相当于其他学院的总和，医学院的院长和校长是平起平坐的。
大学校和二级学院在人事、财务上都应该分权管理，能放的权利尽量放。如果在一所拥有4万或5万人的大学，校党委连一个副处级干部都要管，那么常委会就要开个没完了。财权也应该有预算制，大学校部全部集中管理是和市场经济分权的原则相背的。校部应该管督导、预算、评估、规划。最好校部小班子，院部实一点。不同学校情况不同，特别是离校本部远的校区，什么事情都要到校部来，交通、时间成本就不得了。
三、管理干部要职业化
我不赞成处长都由博导来担任。博导人数本来就少，他只在某一方面很专，让他来管理别人不是扬其所长，而是扬其所短。如果教学行政两边都管，两边都搞不好，上午当处长，下午要去当博导，晚上要做科研，一个人的精力有那么多吗？实际上是不专心的。我主张院长是可以在学术上有威望的，但是副院长可以实现职业化。有些大学博导当处长，自认为水平很高，反而听不进下边的意见。他用到管理上的时间只有二分之一，本来并不熟悉管理工作，熟悉起来要等待的时间会很长。
我主张副院长、副主任要职业化，不一定是学科专家，包括我们的副校长不一定都是博导。美国医院的副院长可以是学建筑出身的、学财务出身的，不一定是搞医的，因为他是搞管理、搞经营的，不是做医生。不一定要很高学历的人来搞管理，应该研究管理干部的选配方法。管理干部也有积累经验的过程，也是一门专业，一门学问。
四、学校定位要实际
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学校科学定位非常重要。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占美国高校的3%，3500所中只有120所大学是研究型大学。而现在我们有些校长，在班子或群众的推动下，往往把目标定得太高。
目标的确定要考虑学校的基础，考虑学校能够得到的资源，包括能得到的学科带头人，也包括财力。研究型大学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成为重点学科，都要领先，资源分散绝对搞不好，一个学校能有五六个学科办成高水平，已经很好了。在全国排名20以前的高校，有三四个学科办成高水平就可以了。我们国家养不起那么多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要基础学科强，另外它的学科门类很多，每一个专业招生的平行班很少，规模效益比较低，成本就比较高。全国可以有二三十个、三四十个研究性大学；再有一批是多科性的，但是精英化与大众化教育并举的，而且教学可能比重大一点；然后还有一批是教学型为主，美国这批学校比较多，即教学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可以有多科型的大学，也可以有专业型的特色单科院校。上海音乐学院是很有名的，就是音乐，没有其它的，照样可以在世界是有影响的。有些专业院校办得很有特色，规模效益很好，譬如说，政法学院，主学科就是政法，没有别的，与政法相关的专业可以交叉设置，譬如法医，譬如说刑侦技术，譬如说跟法相关的经济法学，都可以，但不能再去搞市场营销。这就像可以有一流的百货公司专门卖全世界的高档商品；也可以是大卖场；也可以是24小时便利店，面向大众；也可以是品牌专卖店。学校要有一定的定位，有特点、特色、个性，要发展学校的优势，包括人才培养规格。学校的培养目标跟学校定位相关，学校的课程、学科、教师结构都要和定位配套。
另外，要研究人才市场新的岗位需求、专业升级需求，设置新的专业。譬如社会民政服务就是一个就业面很广的专业，我们高等职业学校如果设置的话市场前景肯定很好。如终身关怀专业，负责临终病情关怀的护理、心理保健、殡仪等等。现在各个学校都在搞计算机设计和软件，培养多了，人就用不了了。我们不同的学校，可以是专门的院校，培养某一种定位方向的学生，着眼于专业特色。如西安外事学院、西安翻译学院是两个民办高校，都是万人规模，它就有一定自己的办学特色。
此外，面对未来的挑战，应该逐步加大高中后职业教育的比重，也就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是手工技能型的，主要面向比较低层次的制造业，即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新兴行业只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才要求较高。美国和加拿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淘汰了1万种职业岗位，又新生出1万种职业岗位，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型的岗位。现在，中等职业教育的会计毕业生为什么分不掉，因为大都用电子货币了，现金出纳不要了。过去发工资的时候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背钱，现在都用卡了，将来到商店买东西也用卡，吃饭也用卡，那么现金出纳的需求必然就少了。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电信局很多搞电气的工程技术人员失去了用武之地，现在都是靠电子技术、数码技术，电信局很多人知识不更新都将被淘汰。医生不会计算机也会下岗，如上海大的医院里医生开单子不用纸全部用计算机，信息马上就到药房，不用开处方了，全部用卡结算。这一系列的岗位要提高，同样的岗位应该升级。这些都需要提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
五、教师队伍要质量数量并重
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全国的师生比1: 18，如果加上到民办学校兼课的，加上学历文凭考试的，加上助学自考的，估计超过1:
20。现在看来师生比本科院校最好是1比14到16，太高了就没有时间搞科研，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上网去汲取新知识，而且没有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这样质量就会下降。教师宁可多储备一点，教师成熟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教师数量增加要加重一些负担，但是有些教师可以到民办学校等去上课。暂时用不着，可以给他基本工资，让他到外边去讲课。教师是学校最重要的资本，优秀教师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关键问题是要吸引到合格的教师。现有教师口才不是很好的，可以去搞研究。
现在教师过于短缺，数量跟不上。三年时间，我们全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翻了一番，但教师队伍只增加了30%，教师超负荷工作是要误人子弟的。所以需解决高教质量问题必须先解决师资问题。劳动力有平均价格问题，国外的大学教授工资收入是有区别的，学科不同，工资不同，短缺的学科、稳不住的学科教师待遇要提高，当前特别短缺的计算机、英语教师要提高待遇。教师之间不要只按职称、学位拿工资。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资讯版）--2003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