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人才标准突出能力业绩导向

　　新华网发布“新华视点”记者邹声文、张景勇、刘茁卉采访人才问题专家的文章，尖锐批评了当前社会中因为唯学历而埋没人才的现象，并提出了构建新的人才标准的思路。

　　我国应该如何构建新的人才标准？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等人才问题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进入“普及化”“大众化”阶段，它们对人才标准的界定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主要强调“两个导向”:一是能力导向。虽然要考虑人才的学历和职称，但更突出其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从而真正做到唯才是用。二是业绩导向。在竞争环境中，业绩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介绍，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队伍不追求高学历，甚至高技术企业也不追求高学历。比如，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要求极为宽松，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

　　我们应重建人才标准，变“学历本位”为“能力本位”。我们的人才新标准应当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沈荣华还表示，新标准可以有学历和职称的概念，也可以没有这些概念，但必须从以学历为本位变为以能力为本位，把人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以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大小去衡量，从而形成人人讲创造、人人做贡献的“不安于现状、不相安无事”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许多专家表示，新的人才概念至少要包括以下三类人才:第一类是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等三支队伍；第二类是高级技能型人才；第三类是其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才。而新的人才评判标准要以市场对人才的认可程度为依据，以能力和业绩的大小为重点，以薪酬水平的高低为重要参照。

　　中国人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环球时报》发表王庆东的文章，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探讨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问题。

　　美国实行的面向全世界吸引人才的战略，已经对世界各国形成人才安全威胁。据统计，每年全世界150万留学生中有48.1万人在美国学习，从1998年到2000年，每年都有十几万外国人进入美国高科技领域工作。美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给优秀人才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宽松的科研环境。美国还通过发放高科技签证、设立多种奖励基金等等方法来吸引人才和鼓励科研发明。

　　为了应对美国的挑战，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人才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其中，首要策略就是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资，着力培养本土人才，提高全民族素质。其次就是制定相应的政策，防止本国优秀人才的流失，并尽量吸引外国人才。

　　而中国人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一是人才短缺严重，结构配置失衡。有资料显示，我国每万名劳动者中研发科学家和工程师仅11人，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接近或超过100人。在2000年国际科技竞争力排行榜上，我国“企业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的指标排名在47个国家中倒数第一。二是教育投资过低，投资结构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这有限的教育资源使用结构出现严重失衡，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其次是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不足。三是人才外流严重。一是出国留学,学成不归；二是流到外资或合资企业。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中国人就占10%。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共有近60万人，学成回国的只有15万人。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我国却呈现1:3的倒比现象。另外，在华外资企业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地吸引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使国内企业大量人才外流。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实际上成了外资企业争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桥头堡。人才流失、特别是关键人才流失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大学校门怎样向“外”开

　　光明日报刊登记者曹继军的文章，介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与外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

　　计划内抑或计划外:学历含金量不一样

　　中外合作办学获得学位的形式很多，有的毕业时拿境内境外双重文凭，有的毕业时仅拿境外文凭，关键还要看是否国家计划内招生。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关人士介绍:计划内招收学生的学历与学位是一致的；计划外招收学生的学历与学位相互脱节，学生毕业后得到的是国外的学位，但在国内属于非学历教育。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在合作办学项目中坚守这样的原则:保证生源质量，全部采取计划内招生本科专业全建制合作方式，学生毕业后同时获得中外两张毕业文凭。

　　正规抑或非正规:对象选择有讲究

　　国外的大学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政府批准，但没有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大学；另一类是经过政府批准又获得专业机构认证的大学。世界上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只承认第二类大学的学历学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王新奎院长说:我们选择外方合作对象相当慎重，一定要与合作方直接接触，考察其学校品牌和办学实力，“中介”免谈。这种事必躬亲的做法，确保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填补中国高校的专业空白，真正培养国内紧缺人才。

　　照搬抑或吸纳:办学效果差别大

　　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是消化吸收、利用创新，最终是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在与国外高校合作时，严守“课程国际化、师资国际化、管理国际化”三原则，全部引进最新原版教材，用外语授课；竞聘上岗的专业教师则接受“二次进修”，即先为外国教授担任辅助，再派遣出国受训；同时，学校引进国际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谁充当了切向“教育蛋糕”的快刀

　　《工人日报》刊登郭家奇的文章，对学校与商家合作掏家长钱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许多城市的中小学都兴起了“家校通”，据说就是家长每月交金额不等的服务费后，通过固定电话、手机等听取孩子班主任的留言，了解孩子在学校情况的一种系统。在乌鲁木齐市，有20多所学校都用了这种“家校通”，但“家校通”红红火火地运行了没多久，就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投诉。据了解，运作“家校通”系统的是乌鲁木齐市的两家公司。在“家校通”受到教育、监察部门封杀之后，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为“家校通”系统，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目前只收取了部分学校的服务费。这两家公司的这段表白里，有个地方需要我们弄明白:学校夹在公司和学生之间，充当了一种什么角色？显然，推销这套系统的，是商业公司。而学校如果介入这种商业行为，就与学校担负的教育职责发生了冲突，因为学校不是营利单位，学校不能借助他所具有的学校管理权，在学生中从事商业行为。“家校通”虽然能够方便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但这并不能构成学校要求家长强行安装、使用这个系统的理由。而乌鲁木齐市的3万余名学生家长，就是根据学校的要求，才使用了这个系统。这样的使用，有多少是真正自愿的商业行为呢？这又怎能不令学生家长反感呢？如今，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看到了学生和学生家长是一个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于是纷纷把手伸向了这块蛋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一些“手”往往要借助学校的力量，以暴利诱惑学校，让学校在商业公司和学生之间，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有绝对购买影响力的中间人。于是，事情的结果便是学校跟商业公司联手，一起来吃教育消费这块蛋糕。学校这样的角色，如果说是那伸向蛋糕的手中的快刀，恐怕不会过分吧。学校如果为了从“教育商”那里分一杯羹，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充当“教育商”的“前台掌柜”，那就是教育的腐败，败坏了教育的名声，毁坏了教师的名誉！

　　求解企业大学不等式

　　《世界经理人》杂志剖析了伊利集团奶粉事业部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合作成立的商学院、成立于2000年的UT斯达康大学和西门子公司1997年在中国设立的管理学院，总结了企业办大学的四个误区。

　　初衷良好不等于结果理想——伊利集团奶粉商学院运作一年后偃旗息鼓。究其深层原因有二:第一，以一个单独的事业部牵头设立一个商学院，在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都显得力不从心。第二，主要依靠人大的老师授课，对于一个企业大学而言，教学力量显得过于单薄。集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预计将于明年成立集团培训中心。

　　提供课程不等于解决问题——UT斯达康大学前两年的工作基本是在寻找确定课程。员工对大学也比较满意。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员工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2002年，学校没有捕捉到这种变化，在快速准确地抓住业务部门的问题，并进而帮助其提高业绩方面做得不好。总结这个教训，即企业大学要给自己明确定位:大学要成为业务部门的战略伙伴，帮助业务部门寻找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帮助业务部门实现战略目标。

　　模拟案例不等于实际演练——西门子管理学院教学中最基础的内容是课堂上的常规研讨和学习。但是更强调行动学习，比如在管理培训中通过业务影响项目这种西门子在全球统一的方法，对一些实际存在的业务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拿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为个人提供实战经验，同时为业务部门和公司提高业绩。课堂所用案例都是本企业实际案例。

　　员工发展不等于企业发展——为了避免员工受到培训后跳槽，UT斯达康大学并不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方向来满足员工的培训需求，而是和公司的业务发展与战略目标相一致。至于员工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中，去学他需要的东西，去锻炼他所需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