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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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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十个观点

  《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的文章,指出为了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上形成共识,首先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进一步强调十个观点。

  一、教师教育在教育事业中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事关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

  二、教师教育是国家的事业和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加强政策导向;落实教师教育经费;加强培训监管,建立检查、监督机制。

  三、教师教育需要有一个开放灵活的体系。不要认为实行开放的教师教育,综合大学参与培养培训教师、实行教师资格,面向社会遴选优秀教师,就是削弱和取消教师教育体系。

  四、教师教育事业是大学的使命,职前职后一体化势所必然。

  五、教师教育必须推进信息化、现代化。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就是以远程教育手段为突破口,构建教师终身学习体系。

  六、教师教育事业必须转换运行机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首先体现在教师用人机制的重大转变。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有利于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教师培训机制;建立教师教育机构的资质认证制度、质量标准和项目竞标制度。

  七、教师教育必须推进规范化、法制化。修订《教师法》、制定《教师教育条例》、建立和完善教师准入制度、教师资格再认定制度、教师终身教育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资质认证制度、课程鉴定制度、质量评估制度以及教师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制度。

  八、教师教育必须和教育人事改革相衔接。教师教育必须与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

  九、教师教育必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十、教师教育改革发展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体现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总体规划、分类指导、分区规划、分步实施。

  “校校通”不是“校校建”

  《计算机世界报》刊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的文章,认为“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教育资源建设,都需要统筹与协作。

  “校校通”应贯彻“统一规划、分级负责、逐步实施”的原则,与现有CERNET全国主干网建设统一考虑。“校校通”本意在应用,因此不仅强调建设,更强调应用,要有“路”,更要有“车”、有“货”、有“人”。“校校通”工程在校园网的建设中应避免片面追求网络技术的先进性,甚至机械套用大型企业网、大学校园网模式,那将会脱离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的实际,结果只会造成设备的浪费和闲置。据调查,目前已建成的校园网,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原因,大概有50%以上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应有的效益,中小学尤其严重。为此,除加强信息资源建设外,迫切需要引导教师和学生转变观念,提高现有校园网的使用效率。

  “校校通”不应理解成“校校建”。有些学校单纯地以为建立一个学校网站,联通了互联网,做几个漂亮的页面就是实现了“校校通”,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中小学校校园网在解决了联通网络的问题后,网络教育资源也不应重复建设。即便是重点学校也应该意识到名校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优秀,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一个学校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各学校都要提高参与教育资源建设的积极性,而不是各个学校搞“小而全”。在课件软件的开发和资源库的建设工作中,要统筹规划,达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浪费。

  为教育产业化划定边界

  《新京报》刊登冀志罡的文章,指出对教育产业化问题,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划清边界。

  由于投入不足,使得教育产业化成了当时教育系统几乎惟一的出路,可以说教育产业化是被逼出来的。在实施教育产业化之后,一方面公立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收费权力,为改善教师待遇、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直接弥补了公办学校的不足。这些,都使得教育呈现出了比前几年快得多的发展态势。

  然而,教育产业化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各级学校普遍收费失控,导致中国的学费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短短数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项目之一。沉重的学费负担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在学校里就造就了社会鸿沟。由此引发的怨声载道,使教育产业化成了众矢之的,又导致政府叫停了教育产业化。

  那么,在收费办教育和维持义务教育的普遍性之间,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吗?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划分教育产业化的边界。在中小学义务教育方面,以国家财力为主进行提供,保证无论家庭环境如何,都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机会。

  但是,单单依靠公共开支,并不能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读书的机会。面对这样的困局,一刀切的叫停教育产业化,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因此对各方投资办学的热情造成打击,还会恶化教育投入问题。较为可取的办法,是教育产业化与义务教育并举。公办九年制义务教育停止产业化,以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高中以上的公办教育,以及民间办学和私立学校,则继续推进教育产业化,包括民办中小学,都鼓励其产业化经营,以鼓励民间教育投资,弥补公办教育的不足,并为教育市场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产品。

  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应当看到产业化有利的一面。更应该看到,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收取费用,并提供服务的产业。教育不产业化,只会阻碍教育的发展。

  教育问题症结何在

  《南方周末》载文指出,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监控措施。

  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实行了产业化的问题,而是没有实行彻底的教育产业化,只有充分地引入市场竞争,教育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置。他们极力推荐西方国家的教育券制度,认为只要由政府发放教育券,并且由市民自由选择教育机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

  教育资源配置问题集中表现在穷国办大教育上。在资源极其有限,而又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教育失控的问题。在一些城市中,小学生在学校玩耍,但在晚上和星期天却到各类培训学校补习功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一些教育机构和教师将正常的教学工作放到课外培训班完成,实行有偿教学。因此,在政府的教育管理体制未发生大的变化之前,推行教育券制度,只会损害学生家长的利益,而不会实现整个社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科学的监控措施,义务教育必然会被扭曲。关键问题是,在加大教育资源投入的同时,应当重新建立统筹管理机构。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教育投入而不是政府的全面介入。政府每年在确定教育的拨款总额之后,应当由人大机关组建的教育统筹委员会决定师资力量的配置、教学水平的评估以及校舍的建设等。

  我国教育的症结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管理失当。只有大幅度削减政府对教育干预的权力,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但是,削减政府的权力并不等于任由市场来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而是应该由人大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地区教育资源的使用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统筹委员会或者校董会对教育资源的配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通过广泛的协商作出科学的决策,然后由市政局和议会机关依法划拨教育经费。这是在教育领域一种特殊的分权制衡决策机制。简单地说,人大机关决定教育的发展方向,政府机关决定教育的投入,而教育统筹委员会或者校董会决定办校的具体事宜。

  民办教育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樊纲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可以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起来办。

  发展民办教育,并为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也是一种贡献,因为这可以节省国家的公共资源,转而为更多的贫困人口提供教育,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今后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思路:即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起来办。大学,特别是那些好的大学,能够赢利的大学,能够聚集资源的大学,可能恰恰是真正的投资场所。为什么呢?富裕者既然已支付了教育费用,自然也就要求他们的子女能享有好的教育服务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民间资金的进一步介入,那么我们也许就必须把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让私人来投资,使之能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具有购买力的购买者,从而让投资者获得一定的合理回报。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长期存在,在今后的农村和城市(尤其是刚进城的农民),依然会有大量的贫困者,如何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教育服务,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应当看到,刚进城的农民同样有着教育的需求,政府能否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将涉及到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问题。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公共资源能否配置过去。假如我们发展了民办教育并能够节省更多的公共资源,那么政府能否针对刚进城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为他们提供真正免费的或低廉的教育。二是为外来民工子女提供基本的教育,这虽非主体市场,但由于投入成本较低,同样能获得一定的营利。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教育固然需要高端的教育,但低端的教育同样值得思考。如何为民办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国家的公共资源并转移到农村,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将影响到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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