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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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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教育腐败”

厉以贤/文

  最近中央纪委研究室委托地方纪委和有关统计部门在北京、黑龙江、河北、江苏、江西、湖北、广西、广东、四川、新疆等10个省、区、市开展党风廉政的问卷调查显示,建设工程,公安、检察院、法院,医疗,教育,组织人事,是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5大领域。教育在群众心目中成为不正之风和问题比较严重的领域,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教育腐败的说法恐怕还需要加以分析。

  我们通常把教育看作为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即培养人的活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在教育的活动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正之风,例如:学校乱收费,政府拖欠教师工资,某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不学习也能摇身变为“硕士”、“博士”等等。把上述现象统称为腐败,是否有扩大了腐败范畴之嫌?应该说只有把教育活动当作利益交换的筹码,从中贪污、受贿,这才是腐败。

  老百姓对教育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学校乱收费上,因为它是老百姓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也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老百姓一般不会去思考和分析,学校为什么乱收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主要责任?

  教育部周济部长认为,教育乱收费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二是没分清教育的合理收费和乱收费之间的界线,把有些合理收费也当作乱收费;三是教育战线内部的不正之风。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有主次之分,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其中首要的、根本的原因。

  这些年来,全国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在不断增长,从1990年的564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563亿元。但是,教育投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教育需求的增长,公用经费增加幅度很小,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怎么认识这种情况呢?实质上是,1995年3月1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第五十五条提出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依法做到。在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平均数为4%,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可是到2004年还没有到达4%,而要争取在2005年达到4%,还需研究制定《教育经费保障法》,依法做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各级政府拨给其所属学校的教育经费,远远少于学校的开支,所短缺的费用要学校自己去创收。既要学校去赚钱,而又要划清教育的合理收费和乱收费之间的界线,其难度恐怕不亚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应缴费,这一观念已被我国大部分居民家庭所接受。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是政府承担的公益性教育,应该是不收费的,它是国际惯例。而我国义务教育是要收学杂费的。教育部前不久出台了在国家级贫困县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收费办法,每个小学生每年要交120元,初中生每年260元。对国家级贫困县实行的特殊政策尚且如此,应属合理收费。如果老百姓对此有意见,是老百姓不对,还是政府政策需要改变?

  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各地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的水平十分悬殊, 2000年我国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全国平均为499.69元,最高是上海市2791.63元9,最低是河南省261.39元,相差10倍多。初中预算内经费全国平均698.04元,最高上海市2861.90元,最低河南省425.9元,相差6.7倍。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差距则更大。

  义务教育阶段内各地教育经费有如此大的差距,难道不应该比教育乱收费更需要关注和引起重视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差距?主要由于我国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不负担举办义务教育的经费与责任,义务教育的财政和责任基本由地方政府,主要是由县承担。但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必然产生差距。从实质上说,反映的是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的责任与其财政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教育民主与教育平等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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