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远教硕士是怎样“炼”成的
本刊记者 王铁军/文
2002年7月9日，清华大学毕业和学位授予典礼上，6位已经年过“而立”的“大龄生”庄重地戴上了硕士帽——他们是清华大学自1998年正式开展研究生课程网络进修以来，首批通过远程教育方式获得硕士学位的学员，在全国也是首批。
与理性的分析相比，鲜活的个人体验往往能更直接地映射出事物的本色——这是一种类似于诗歌的力量。秉着这样的思想，我们找到了这6名学员中的三位，希望通过他们一点一滴的回忆与讲述，尽量在我们已经习惯的的形象之外，拼合出更为真实的远程教育的面貌。我们相信，这是对远程教育感兴趣但又没有真实感受的人乐意看到的，也会帮助消除人们心中对远程教育整体质量的疑虑。
严酷的清华标准
“远教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可能夸张了点，但是对于这三名边工作边进修的硕士来讲，却正贴切。
在清华大学洛阳教学站修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黄燃东，在回忆这番拼搏时，用了一个词:九死一生。
自清华大学开展远教硕士培训以来，参加培训的人数已有数千人。仅黄燃东那一届就有三千多人。三千人都失败了，只有他们六个最终戴上了硕士帽。
他们一共要修16门课程，其中全国统考科目通过率连5%都不到，专业课通过率稍高一点，能达到25%到30%。而眼下不少院校在校本科生、硕士生考试敷敷衍衍就能过，对比这一现状，很难让人相信远程教育会有如此高的淘汰率。
按照标准，他们必须通过清华远程教育严格的各科课程考试，获得学分；通过国家以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考试，及相关院系综合素质面试核心课程考核；同时在学校指定的核心期刊——如《中国软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并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才能获得学位。
他们所学的课程，是清华大学学科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教学要求、学时、学分与在校生是相同的，考试难度是相同的，每学期清华大学都派老师到各教学站组织考试，考试程序与全国统考相同:试卷当场拆封，考试结束后，当场密封带走。总之，除了不在清华的课堂上听讲外，其他要求与在校生完全相同。
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在对论文审查和答辩的尺度把握上，清华对他们更严。黄燃东说，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面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在他自己实际做论文和接受审查的过程中，这种感觉是确定无疑的。
除此之外，还有更残酷的情况出现在颁发学位之前的最后阶段。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仝爱军告诉记者，就在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课程学习、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全国统考、论文通过了清华大学组织的审查后，清华大学将他们召到学校，又进行了一次考试。在这次考试中，仝爱军就有一位学友被淘汰了。
艰难的两线作战
如果仅仅是“难”，那并不能完全体现他们这批硕士与普通在校研究生攻读的硕士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比普通在校研究生累得多。
据了解，这批参加远程教育硕士学位进修的学员，年龄普遍都在三十以上，有的已经四十多岁。“大学毕业多年了，重又捧起书本，感觉确实比较吃力。”在北京教学站拿到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袁扬说。
年龄是一方面，最大的痛苦来自工作与学习双线作战的疲劳。高密度、快进展的授课，如果不能尽快充分吸收，有一次跟不上趟，就必将为以后的学习留下无穷的隐患，很多人只好利用夜间学习。袁扬说，他每天学到夜里两点多，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而第二天还有繁重的工作任务。
黄燃东说，他们当时的情况之艰难，常人很难想象——拼命地往前走，自己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脚下的路又十分凶险，有一步出错，以后就全完了。“但是”，他笑着说，“我这个人跟别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会越干越有劲”。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黄燃东这样越战越勇。这种状态，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带来极大的消耗。而适应工作学习双线作战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比接受课程知识更加困难，这对他们成了与课程学习同样重要的一堂课。黄燃东说，在他的学友当中，就有不少人中途退出了。袁扬说，他适应这种状态花了整整一个学期；虽然一开始有了心理准备，但是没有料到会这么艰难。一个学期之后，他才慢慢对以后的学习有了信心。
但是许多人即使到最后还是没能适应，不是耽误了工作就是耽误了学习，甚至两头都耽误。对此，黄燃东的观念是:如果你还在干你的工作，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失职；如果你觉得实在没有精力保证工作学习两不误，那么你就应该放弃一个——或者放弃工作，或者放弃学习。
他说，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是做论文的时候——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比从前做任何事都大。论文做一年，他做到后来发觉实在难以两全时，就把工作辞掉了，专心做论文。
仝爱军向我们描述了他学习的节奏: “课程学习的两年间，双休日，我没有休息过，一天上课，另一天复习、做作业、预习、查资料、阅读老师介绍的辅助材料。在办公室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饭都顾不上吃。若是赶上单位出差，哪怕千里之外也要赶回。
“1999年下半年的课程安排在周三、周四的晚上6: 30到10: 30，我6: 00下班后，骑自行车以‘急行军’的速度冲到授课点，在第一节课结束后，到楼下吃一碗加州牛肉面，再经过4节课的洗礼，夜里11点多回到家，已经毫无精神。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6月19日，我从早上几点起床、几点洗漱，几点开始学习，学习哪一部分，几点吃早餐，几点上班，上午看什么书，下午看什么书，几点下班，几点开始晚上的学习等等，都安排了精密的时间表。为了充分利用上下班路上近两个小时，我带了随身听训练英语听力。出差时也带着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他说，他想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学位，必须在2000年通过英语和三门综合学科的考试。一年准备期间，他学习的紧张程度远远大于当年准备高考。等到在人民大学参加完考试回到宾馆时，坐到沙发上，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两年来，就是靠一口气撑着。”他说得甚至有些悲壮。
3米和300公里没有区别
对远程教育特有教学方式本身的感觉，三位硕士都比较满意。
黄燃东说，洛阳站教学时采用同步卫星直播，清华那边的课堂与洛阳这边是实时互动的——两边课堂上都有话筒，他在上课途中可以随时通过话筒向北京的课堂提问，那边的教授可以立即作出解答。听完课后，全班还可以同步组织讨论，这边有专门的辅导老师组织；他们讨论所用的案例一般都来自于学员自己平时工作中遇见的问题。课后作业都通过邮寄的方式与导师交流。“总体效果感觉跟校内学习没什么大区别。”他说。
仝爱军则认为:在校内学习，离老师3米；参加远程教育，离老师300公里——在信息时代这些区别已经不是问题。他说，国内教学，课堂互动一般很少，基本上都是老师讲、学生听，在不在现场差别不大。他说，学员都有老师的联系电话，沟通很方便，老师也都很热心——据黄燃东讲，他做论文时有专职导师，他与导师的联系，比导师带的在校研究生都多。
象征、动力和提升
在谈到这段学习经历给了他们什么时，三个人都表示，当初希望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仝爱军说，他参加学习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把本科毕业10年来，在工作岗位上学到的东西系统地整理一遍；二是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三是通过研究生学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四是结识国内一些计算机界的高手；而具体的目标就是拿到学位，“尽管学位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但它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动力，至少可以表明，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和清华大学的选拔程序，我达到了要求。”——所有这些，他都做到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这段艰苦的学习历程，也使他们的个人修养得到了提升:全力以赴的毅力增强了，并且深受清华大学严谨的校风学风的熏陶。袁扬还加上了一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收获——他将牢记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