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权力变迁后的新问题

　　《中国教育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刘复兴的文章，分析了在社会转型与公共教育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和解决新的教育社会关系和新的教育问题。

　　问题1、政府选择与非政府选择。政府选择具有强制性，而大量的非政府性质的市场选择和社会选择具有志愿性。一方面，教育政策要求学校要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另一方面，学校的许多自主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一方面，教育政策宣示了教育的公益性；另一方面，许多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的二级学院却在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追求私人利益甚至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必须要思考，教育政策如何构建政府选择、市场选择与公民社会选择之间一种均衡的博弈格局？

　　问题2、公益与私益。教育具有公益性，是公益性事业，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在对教育进行管理时，必然要面对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的矛盾。教育政策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在允许教育领域追求私益的条件下保证实现教育的公益性？

　　问题3、公平与效率。这方面出现了利润的追求损害公平；缴费上学要求多样选择；竞争如何面对历史不公；学校面向市场需要公平环境四方面新问题。

　　问题4、解制与规制。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公共教育权力的转移需要政府进行解制。这个解制的过程，主要还是指在明确了公共教育权力转移的内容、类型和程度以后，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使转移到市场、公民社会和学校的公共教育权力获得合理、合法的运行机制。政府应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加强规制和监管。如果在公共教育权力变迁的过程中，出现政府“缺位”现象，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就会受到损害。哪些方面需要解制？哪些方面需要规制？如何处理解制与规制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教育政策做出研究和回答。

　　新一轮的“高教大跃进”

　　《读书》刊登张鸣的文章认为，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大跃进”的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

　　历史是面镜子，如果看了四十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其实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梦。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只有一点跟前辈们有所不同，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经营之道

　　美国《商业周刊》刊文认为，营利性大学成了教育创新领域的急先锋，它们也许会迫使部分实力较弱的传统高校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或是走向灭亡。

　　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凤凰大学，全校共有9.6万名学生，主要分布在全国28个州的134所分校里。这所大学的讲师约95％是在职的专业人员，他们仅在业余时间来此授课。来凤凰大学学习的大部分学生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在职成年人。凤凰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了营利。在截至2003年8月31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凤凰大学的母公司阿波罗集团的利润就达到了2.47亿美元，同比飙升53％，营业额为13亿美元，增幅达33％。惊人的业绩促使阿波罗集团创造了114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字与耶鲁大学所得的捐款数持平，耶鲁大学在美国高校财富排名中位居第二。

　　新一代营利性大学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支新生力量。美国公开上市的10所营利性最大的大学所吸收的学生人数已超过了50万。如果把数百家小型营利性大学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营利性大学今年的招生总数将增加6.2％，这个发展速度大约是传统大学的5倍。

　　这些学校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们能满足那些渴求大学程度技术专长群体的需求，而传统的高等教育院校则忽视了这部分人群。多数大学激烈争夺的是占高中毕业生总人数25％的优等生，而营利性大学则把招生目标定在了占高中毕业生总人数一半儿的中等学生的身上。此外，它们还把招生目标瞄准了那些渴望掌握技术专长和专业技能的在职成年人，其中包括许多低收入阶层的成年人。

　　凤凰大学这样的高校不再把高校看做是象牙塔，而是把那些以求职或获得提升作为上学目标的学生当作客户来对待。正因为如此，学生们才愿意支付每年近1．1万美元的学费，这个收费标准低于私立大学每年2万美元的学费，但却比普通公立大学学费高出两倍多。营利性大学的教学计划是按设想中的工作市场和客户需求来制定的。绝大多数计划都高度重视特殊技能和特殊学科领域。它们还在授课时间和地点上为学生提供了便利。许多公司也非常重视营利性大学，凤凰大学60％的学生可以在工作单位报销他们的学费。

　　大学应把推动社会公正视为己任

　　《21世纪》刊登记者与英国公开大学常务副校长贝伦达·戈利的对话，戈利认为大学应认真对待自己的社会职责。

　　英国公开大学贝伦达·戈利（BrendaGourley）是一位女性，她非常推崇公开大学的模式，认为它能给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上学机会的人一个新的机会，最终有助于推动社会公正。

　　戈利认为大学应认真对待自己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它们应该把推动社会公正视为己任，努力寻找能让自己对推动社会公正有所贡献的途径。她认为大学可以通过教育和确保像残疾人、穷人或边远地区居民这样的通常无法上大学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做到这一点。“我要做的是让传统上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得到机会。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标准和收入通常是由他们的教育程度决定，如果你受过更好的教育，你就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符合大学能力要求的人都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大学。这是我对社会公正的责任。”　

　　呼唤国家级高教信息化资源库

　　《每周电脑报》耿军报道，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专家认为现有高校资源库有量无质，强烈呼吁建立国家级的教育资源库。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学院黄荣怀认为，“教学资源建设，特别是教育软件的设计和应用方面值得重视。当前教育软件的应用远远没有达到学校所预期的效果。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存在科学性错误、适用性较差、交互性不强、制作欠精细、智能性欠佳等。如何克服教育软件业目前的困难，开发出适合学习者特点和需求的网络教学资源，将成为资源建设中重要的研究任务。”专家认为，建设教学资源库应该更加侧重三大范畴的内容:面向终端用户的应用层、开放的管理体系结构和商务运营。高校资源库建设决不能仅仅依靠各高校单独建设，而应该全国教育资源一盘棋，标准、科学、适用地建设。教育资源库要从数据管理走向信息管理，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

　　目前在高校资源库建设中最为著名是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正经历从教材的制造商到教学资源的服务商的蜕变，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正按立体化建设思路在全国各高校的支持下紧张有序地进行。

　　试办独立学院是战略选择

　　《中国教育报》刊登阳春的文章认为，试办独立学院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富有发展活力、能够较好地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现阶段发展特点的高等教育创新模式，是扩充我国本科优质教育资源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试办独立学院是高校办学机制创新与模式改革上的一项重大突破。目前，全国有独立学院200多所，以其“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的校园校舍、独立的教学和财务管理、独立招生和颁发文凭”，在采用民办机制面向社会实际需求灵活办学方面，已形成了明显的办学特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我国一大批公办普通高校有好的教学传统和教学资源，也有好的管理模式，而且教师队伍优良、确有余力。独立学院在孵化阶段能够分享公办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资源和校园文化，这对于独立学院建立规范的教育教学体系、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能够产生重要的监督、保证作用。试办独立学院将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注入新的竞争与活力。独立学院凭借灵活自主的办学机制、民营化的办学模式和丰富的生源基础，既能够克服公办普通高校存在的一些弊端，又可以避免一般民办高校客观存在的资源配置层次低、缺乏学科发展基础的不足，在办学机制、管理和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办学优势。

　　世界其他国家依托公办大学、联合拥有投资能力的社会机构合作举办的独立学院，在其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印度仅有300余所公立大学，却附设了数千所私立性质的独立学院，对于实现8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总规模与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印度的这些独立学院多由私营机构筹资建设，由公立大学提供教学计划、兼课教师、教材和教学管理，对教学质量负责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