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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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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教育的“血”被城市抽走

  《中国青年报》发表张洪清的文章认为,在越来越多的困难中,贫困地区教育的“血”被城市抽走,城市成了农村贫困地区人才的“收割机”、“抽血机”,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我们的教育存在这样一个怪现象:越是贫穷地区的人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学,“考出去”,一旦出去了就不想再回来,结果大批贫困地区的优秀人才被输送到城市,贫困地区变得更加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农村教育变成一片片“茬地”、一个个“空壳”。

  拿什么来稳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拿什么来顶住农村教育的“血”不被城市抽走?

  不对贫穷地区的教育投入,不给贫穷地区的教育“补血”、“输血”,不进一步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的地位和责任,不调整各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不扭转目前教育资源以及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严重地区差异,是永远留不住人才、搞不好教育、顶不住农村教育的“血”被城市抽走的。因此,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特别是贫穷地区教育的投入。

  再就是政府要出台合理的政策和机制。这些年来,我们一提人才流动,就说要靠竞争。然而,把弱势与强势放在一起搞竞争,农村的学校怎么竞争过城市的学校?优秀教师人才怎么会不“村里的老师往镇上走,镇上的往县里走,县里的往市里走,市里的往东南走”?这些差不多都是城乡教育政策的不合理所致。

  名校改制收获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法制日报》发表孟绍群 夏志胜的文章提出,名校改制使政府甩掉经济包袱,但义务教育却悄然演变成“高价教育”。

  改制校在改制后迅速积累资金的优势使其自身的办学条件得以迅速改善,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难怪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热衷于名校改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曹淑江博士认为,办学条件的改善理应是政府职责,公共产品的成本由家长分摊或由家长部分承担导致了政府职责的转嫁,义务教育不自觉地演化成为“高价教育”,远离了其“免费”的真实内涵,政府在“收获”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一直以来,公办民校依仗政府高投入形成的优势收取赞助费,而这赞助费的去向备受非议。华中师范大学湛卫清指出,这笔巨资在政府财政体制外循环,缺乏必要的监管;具体的收支状况,既没有进行财务公开,也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曹淑江博士指出,依托“名校”的改制学校,借用了公办学校经过积累形成的优秀资产,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却被部分人所拥有,昔日曾经为此奋斗过的老师和学生则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利用原来公有学校的牌子招揽学生,由此产生的收益怎么分清它是国家的还是民办学校的”。

  另外,名校办民校破坏了教育公平。一方面本来在学区内的孩子,可以免费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却因为改制而得出钱;另一方面更多的老百姓子女可能出不起相应的费用,只能到办学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

  按有关规定,办民校要“四独立”,即“法人独立,校舍独立,财务独立,教学教务活动独立”,而现在有的学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匆匆上马,甚至有的学校只凭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了,曹淑江博士认为:“这首先就不公。”学校的成本最主要是土地和房屋的投资,而名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本经营,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

  “北航事件”与“足坛黑哨”

  《中国经济时报》肖余恨的文章称,如果北航招生腐败案的处理,不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案,将严重影响教育部门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

  现在,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定性,“北航广西招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违规收费”,纯粹是庞宏冰等人“自作主张”。稍有常识的人便会追问,“自作主张”者如果没有学校的指令,是不是涉嫌诈骗?诈骗金额高达55万,检察机关可不可以立案查处?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我国刑诉法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从现在的处理结果来看,有论者认为“畸轻”:如此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的败类,居然只是留党察看,留这样的人在党内有何道理?既然是自作主张,严重违纪(姑且不谈违法)、败坏学校形象,那么又为什么留一个尾巴,何以还留用察看一年?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为什么不见有关领导出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而仅仅只对一名负责招生的校领导“行政警告”?

  北航事件,暴露的岂止是“招生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此前有人认为,招生收钱已经是一个潜规则。既以潜规则论之,则可见其普遍程度。现在,调查结论定性这只是庞宏冰等人的“个人行为”,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足协抛出的黑哨龚建平来。龚入狱换来了足坛的一时太平,然而却埋下了崩盘的祸根。难道庞宏冰会是第二个龚建平吗?足坛与高校形势不同,但庞宏冰事件给人的印象却是何其相似!

  考研成目标 大学教育怎如此短视

  《中国青年报》发表快评指出,中小学应试教育结出的苦果我们已经尝到了,但是目前应试教育阶段已经后推到了考研阶段,确实值得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一所大学把学生能考上研究生当成教育目标去追求,并为此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对这种做法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短视。这种为考研而学习的“应试”做法由学生的个体行为发展成大学的组织行为,其性质就由学生的“应试型学习”变成了大学的“应试型教育”,其后果要严重得多。毕竟,大学学习更应该着眼于为未来发展建立宽广厚实的金字塔基座。目前一些地方院校将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定成考研,把追求知识探索未知的境界物化为看得见的分数、证书……就如同中学教育以高考为目标一样,只见分数不见人,而且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严重。

  当然,地方院校有自己的难处,学校牌子小,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鼓励并帮助学生考上研究生,既是给学生找到了出路,也是给学校找到了出路———就业率问题解决了,而且还有利于招生。可只盯着当下的招生就业,只能解决眼前的办学困难,对于学校的长远发展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高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

  抹平教育产业化的伤痕

  《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记者金城等的综合报道提出,发展教育产业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化”字。

  进入2004年,一连有三位教育部高官发言否认或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张保庆和吴启迪,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表达着同样的观点。有关人士由此认为,这些同一个声音的背后,凸现的可能是在进行了大约5年的教育产业化探索之后,中国政府有可能修正这一将中国教育陷入泥潭的政策导向。

  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个严重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贫困农民“景统仕自杀事件”,“北航广西招生丑闻”,审计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发现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这三件事正好对应着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三大恶果:教育不公、教育腐败和教育产业泡沫。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问题出在哪里?记者查阅了1998-2004年国内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产业化”的论争过程,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那么它是偏向于公共性,还是私人性?如果它偏向公共性,那么它与市场化是否不兼容?如果与市场化兼容,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程度以多少为宜?如果教育是公共产品,那么就应该完全由政府买单,如果它是私人产品,那就应该由受教育者自己掏腰包。

  时下的主流意见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又有私人产品的性质。那么,是偏向公共多些呢,还是偏向私人多些?北师大教育经济研究中心袁连生教授答曰:“从公共经济学的观点看,不同阶段或种类的教育,所含公共产品要素的比重是有差别的。一般认为,义务教育所含公共产品要素的比重最大,高中次之,大学再次之;但从社会伦理学角度来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是不可取的。”而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其公共性因素最低,这直接导致了“教育产业化”主要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近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涨幅肯定既超过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因此学界有建议,“私立大学可以按市场价格收费,公立大学不应该收费,至少应尽量少收费。”但是高校的领导人却显然十分急于收费扩张。

  接下来政府会有什么举措?自由派经济学者已在担心,政府对政策修正的结果会使中国的教育改革走回头路。

  高校就业率:被注水的“虚假繁荣”?

  据中新社周兆军报道,有媒体报道,不少高校由于各种原因,不惜铤而走险,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提高”就业率。

  1999年,中国首次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去年,教育部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学校扩招规模与毕业生就业率挂钩。然而就业率正成为部分高校的数字游戏。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就业率上做手脚,是部分高校公开的秘密,或是直接改动数字,或将考研学生也同时找个单位“挂靠”,一人“贡献”两个就业名额等,不一而足。一些专家学者对此深感忧虑,认为一些高校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在就业率的统计上玩“猫腻”,给高校、社会、学生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就业率低自然会影响到学校的后续生源,千方百计提高就业率已成为各高校的头等大事。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陆建华认为,学校应该考虑的是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合理地进行专业设置。在目前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应该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理解教育主管部门引入“高校就业率”考核体系的初衷,理解高等教育的职能,积极营造符合市场潮流的教育环境,牢牢把握住其基本的供求规律,并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于高校来说,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才是赢得就业市场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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