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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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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方式多元化是必然趋势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自主招生开始了“破冰”之旅,这是一次新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入学考试,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从一考定终身,到高校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从名校的自主招生,到面试说了算,我们看到高考的形态有了可喜的新变化。我们要看到这种变革带来的深远影响,因为多年一贯制的高考,已经有了强力惯性,非改革而难以突破。对于革除单一高考的弊病,必须做多路径的探索;让高考方式多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此次改革是一种“标志性”的进步。对这种进步,公众应该持宽容的心态,切不可成为好龙的“叶公”。世间凡事都是在探索、尝试乃至一次次失败中前进的。试错过程本身就是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步骤,也是制度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当然,一些可以预见的弊病,的确是应该重视的,也是应该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的。目前,公众最大的担心无非是这种改革会不会影响录取的公平公正,会不会导致招生腐败。

  令人欣喜的是,两所高校已经为面试组织了数量比较庞大的专家组,随机抽签组成“考官”。这些措施将有效避免被“事前搞定”。当然,对“考官”的严格监管不可缺少。

核定大学培养成本先要厘清什么

  据报道,今年教育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长期以来被不少人认为“一团乱麻”的大学培养成本,终于要给予核定了,这无疑是好事。不过,要使这件好事做好、做到位,解除公众的种种疑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什么性质的支出可以列入生均成本、政府与学生如何分担这一成本等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的说法。

  其一,目前庞杂的大学运行成本是否都应该计入培养成本?比如,一个众所周知的现状是 : 不少大学普遍存在机构臃肿、部门重叠,行政人员过多过滥,专职教师比例偏低的问题。所谓“校长一课堂、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的说法,就是很形象的比喻。在这种人事结构下,如果将所有人员的成本开支都计入大学培养成本,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还有,一些高校管理者用公款大吃大喝、乘坐豪华车、公款出国旅游等,这些奢侈消费如果也计入公务费,然后纳入学生培养成本,同样是公众无法认可的。 再如,时下不少大学存在扩张冲动,“高校圈地贷款热”盛行一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致为 1500 亿至 2000 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 10 亿至 20 亿元”———如此巨大的债务负担,是否都应计入培养成本并最终由学生埋单呢?

  其二,成本清晰之后,这些大学培养成本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如何分担、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是多少才算合理?按照此前教育部的说法,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应该是 25 %。然而,依据媒体披露的数字计算,当前学生承担的大学成本比例实际上已超过 50 %,而政府承担的比例只有 20 %。这一现状还要持续多久?

让名校来背负“名校情结”的重担

  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学生,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把教育的主体变成了奴隶,说明我们体制的缺陷。为什么大家都变成了名校的奴隶?因为名校有着奴隶主的地位、资本和心态,对待学生有一副奴隶主的派头,缺乏服务生的谦卑。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国家无偿的拨款。大学一旦有名,就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国家给钱,钱越多牌子越响。所以,现在的高考,只有学生竞争,家长竞争,大学之间没有什么好争的,名次早定好了。

  我在美国的名校呆了十年。以我的观察,美国人的名校情结不比我们弱。不同的地方是,人家那里,名校情结不仅促使学生竞争,也逼着大学竞争,有时大学竞争到头破血流、抢跑犯规的地步。在美国,学生可以同时申请许多学校,常常同时被几个学校录取。学生的选择,对学校的声望和前途至关重要。两个学校都想把好学生搞到手。这样学生就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也只有大学这样围着学生转,教育质量才会提高。

  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谁的大学》中,提出了通盘的改革方案 : 国家中断给各大学的教育拨款。把这笔钱以国家奖学金的形式分摊到每个学生手里。凡是高考过了一定分数线的学生,就从国家那里领得自己的教育经费,然后同时申请几个学校。等录取通知书来了后,决定去哪里读书、把手里的教育经费花在哪个学校。这样,大学只有通过高水平的教学、优良的服务吸引来了学生,才能够挣到教育经费。大学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不仅提高教育质量,而且许多学校会降低学费,提供奖学金。这样学生就不再是奴隶,而是真正的主人。

  我们应该让北大这样的名校而非仅仅是学生来背负名校情结这样的重担,通过竞争、通过给学生和社会的服务而非国家拨款来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浮躁功利导致学术不端行为频出

  今年 3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简报中通报的 20 个反面案例中,高校占了 15 个。高校已成科研项目虚假申报重灾区。

  中科院院士张泽说,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中科院院士黄尚廉表示,很多科研人员脱离科研一线,却想尽办法,甚至采取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段从事申请项目的工作。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分析说,我国青年科研人员弄虚作假现象比较严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认为,现在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容易把青年科研人员带到歪路上,“很多青年科研人员搞科研的动力不是追求真理,不是对科学的渴求,而是追求名利。”。

  学术捞钱比论文抄袭后果更严重。朱效民说,靠弄虚作假捞钱的学术行为危害巨大。“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

  “教育产业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很高、但缺乏共识的模糊概念。

  “教育产业化”是纯粹的“中国概念”,国外与之相似的概念叫“教育市场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高等教育市场化并非纯粹市场化,围绕这一变革,事实上出现了两个逻辑。一方面,国家运用市场的理念和做法来运营高等教育,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性和选择性,使其提供的服务更适应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想使大学能够灵活地在市场环境中发展,就必须减少对大学的控制,使大学成为市场的主体。因而,这一过程必须增强大学的自主性,使大学既不为行政驱使,也不致简单地蜕化为“市场的奴仆”。

  不难看到,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貌似而神异,问题、动机、政策取向、操作过程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与中国将择校与高收费、学校改制、产权改革相联系不同,西方国家的放权和择校改革主要是管理权的改革 , 是以促进竞争、改善教育品质、增加公立学校的吸引力为主要诉求。

  我国出现“教育产业化”虽然也有十多年了,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还没有开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高度行政化、垄断资源和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的弊端并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本应作为教育产业主体而大力发展的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结论是需要推动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南洋教育集团倾覆暴露我国民办学校“通病”

  2005 年年底到 2006 年年初的短短数月内,曾经“红”极一时的南洋教育集团在各地的 10 所 15 年制(从幼儿园到高中)分校接连倒闭,师生被分流。有关人士指出,“储备金”办学模式是“南洋”危机的导火索和焦点所在。

  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施永宁说,南洋教育集团正是靠“储备金”引得家长们趋之若鹜,也因此实现了资本的迅速膨胀。“南洋”创始人任靖玺采取向学生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的融资方式办学,即在入学时向学生一次性收取 8 万元到 32 万元不等的资金作为“储备金”,许诺学生毕业时全部返还。事实上,这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骗局,其目的是迅速敛财,和非法集资别无二致。”施永宁说,“储备金——建新校——更多储备金”是南洋集团的“如意算盘”。 尽管在银行数次降息后,靠“储备金”利息维持运行已成“泡沫”,学校却长期处于高成本运行状态。 南洋集团及各分校财务状况一直处于监管“盲区”。济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处长赵辉强说,与公办学校的财务由政府统一收支不同,民办学校是独立法人单位,教育部门难以监控其资金流向情况,也无权清查、查封其银行账户。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应注意从法律法规上细化民办教育的风险规避机制和违规惩治机制。各地政府应加速地方立法,尽快完善民办学校的监管措施和风险预警机制。物价、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也应完善民办学校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大对教学业务、收费标准、学历证书发放等方面的监管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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