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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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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需要培养带头人

本刊记者 王铁军/北京报道

  今年国务院的“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到了国家战略计划的高度。那么,“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该怎么做,自然就成为教育界和公众普遍关心的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农业部教育司前副司长、正司级研究员孙翔。

  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

  记者 :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近来投入比较大的一项事业,那么教育问题在这个事业中是什么地位?

  孙翔 : 新农村建设,说到底,还是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在对“三农”目标的表述中,有这样一句: 通过小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小康社会。

  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强化对农村人才的培养。教育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占据着什么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记者 : 提到农民教育,一般人会立刻想到实用技术培训之类。实际应当是怎样的?

  孙翔 : 社会上对农民教育的认识,一般只是停留在现有务农培训的层面上,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包括在内。培训方式和内容,无非是农事和就业岗位的短期培训,所谓“一事一岗”。提起农民教育,就是去开个什么讲座,发几张光盘,教农民某某技术,农民学会以后,增产增收了,如此等等。这种认识是狭隘的。

  如果我们谈“人才培养”的问题,那么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人才培养是有层次结构的,都知道要树立起多层次、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观。但是现在把概念替换一下,把“人才”换成“农民”,把“培养”换成“教育”,一般人就忘记层次结构的问题了。

  要树立起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农民教育观,是教育的一般问题,也是根据大农业、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如果忽视了某一层次,必将造成农民教育发展的层次间不协调,必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现在中国教育发展中就存在极不协调的状况,这种不协调明显存在于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人们在观念上存在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重高等教育、轻职业教育的倾向;国家的教育导向、管理体制也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与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偏少、传统的高学历观仍然根深蒂固也有关系。中国教育整体上如此,具体到农村、农业、农民教育上,更是如此,地位更低、条件更差、投入更少。如此,农民的素质怎么提高?农村人才建设的状况怎么能快速改善?

  农民教育的五个层次

  记者 : 那么从国家的层面,农民教育该如何形成多层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孙翔 : 我把它概括为五个层次,基础层次、提高层次、重点层次、关键层次、最高层次。

  所谓基础层次,也就是农民全员培训。我认为,农业教育、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应当列入我国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农业部统计过,目前我国 4.8亿农民中,37%多一点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50%多是初中文化程度。看这两个数字就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在发达国家,一项先进的农业技术全面推广只要2年,在我国却要6年;我国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是45%,而发达国家在70%左右。

  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最广大的农民,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不对这最广大的主体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但是现在农民的普及培训还不到 30%。为什么?没人,没钱。现在农民培训的经费,人均才一毛多钱。

  第二个层次是提高层次。在这个层次,应该推广示范骨干农民的“绿色证书”教育。“绿色证书”教育是我在上世纪 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大意是把发达国家对农业劳动者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持证上岗“绿色证书”制度,应用到我国来。我认为,“绿色证书”教育改变了中国农业几千年来“不讲科学也种田”的传统观念,对广大农民产生了观念和意识上的冲击,也增强了全社会科教兴农、建设现代农业的意识。

  现在这个工程全国还在继续实施,但状况不尽如人意。当然也有好的,像河南省夏邑县,已经坚持了十年,县委县政府很重视这件事,县委书记、县长和领导班子亲自抓,每年都有工作部署,有经费安排,有强大的农广校师资作依托,而且有激励奖励政策,每年坚持培训“绿证”的人数都达到 3000以上。

  现在对农民的培训,包括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培训,各种项目间重叠和交叉得很厉害,一般人看不明白,觉得乱。其实这些培训都可以列入这个“绿色”工程里面,这样就都理顺了。

  第三个层次,发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第四个层次就是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了。

  中专农职教育层次,是针对未来农民的主体人群,是培养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农民。但目前的现状是,全国大部分县的农职高中和职教中心的农业专业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有这个专业的,大部分投入也不到位,办学条件严重不足,质量不高,就业比较困难。目前,全国地、市政府公办的 370多所农业中专,由于国家教育导向、管理体制变化,合并、升格后,全国只剩200所左右了。

  我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底子,目前主要是不足 10所的农业大专院校,以及近几年由农业中专提升的近百所农业职业技术学校。这个层次的人才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学成后不容易回到农村一线。全国一些省(如辽宁、黑龙江、河北、吉林、安徽)正在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或者其它类似名字的计划,社会反应不错。但最近好像有传闻说,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也很少有留在农村一线的。

  最高层次是本科以及本科以上的农业教育。在发达国家,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于农民的本科学历农民,最多的占到农民总数的 50%,少的如日本、韩国,也有20-30%。而我国几乎为0。这里面有我国应试教育的导向和追求高学历的传统观念在作怪,也因为我们现在缺乏相关政策、没有营造良好的用才环境,吸引本科人才到农村一线去。

  我在农业部工作 40多年,所有的省都去过,跑了几百个县,实际看过无数个村,深深感到,在农村,带头人太重要了。不管是村长、支部书记,还是骨干农民、农业企业,或者有专业技术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高层人才,这些角色对农民和农村的带动作用实在太大了。

  乡村带头人的巨大力量

  记者 : 是不是说,搞新农村建设,站在农村一线的角度看,当务之急是需要为它们培养出坚强、开明的带头人?

  孙翔 : 对。农民的素质、先进的技术,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巨大作用,我们大家都公认。但在农村一线,理解这一点的并不多。这主要看带头人。

  我也曾试图挑选几个村,用技术让它们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示范。我跑到河北,跟中国农学会几个学者开着面包车在村子之间转,挑选合适的点。去了几个村,见了他们的书记,这些书记跟我们一开口就是要钱要项目,我跟他们说没钱,但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好的技术。他们一听说没钱没项目,态度立刻变了。接着又跑了一些地方,他们还是张口就要钱,我们也不多说,一听要钱,拨转方向盘扭头就走。如果一个村的带头人只知道钱,只想要钱,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有希望的。

  后来跑到易县梁格镇,有一个柴厂村,就是当初专门给慈禧太后供应柴火的地方。村子在太行山下, 300多户,人口1000多,主要靠种果树挣钱。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个复员军人,素质相对较高,没有一开口就跟我们要钱。我们跟他说,想在他们这里试验一下,用我们最好的技术,让他们发展起来。这位书记看起来也有些失望,但他还是答应了,说可以试试。

  就这么试下来,一试五年。这个村,我们去的时候是 1996年,到2000年,年人均收入已经由500多增长到3000多,基本达到小康村的目标。当年只有100多棵果树,现在已经漫山遍野,他们现在靠20万棵果树,主要对外供应苗木。旅游业进了村,农民也不像当年那么土气了。

  类似的例子不少。我们提加强农村工作,往往喜欢派公务员下去,帮助他们发展。其实这些下驻的公务员起的作用并不大,一来他们并不是直接管事的,二来这些公务员自己一般也不愿意在底层呆着,心不在焉总想回上面去。吉林省农安县有个东排木村,原来是个标准的贫困村,多数农户才勉强能混个温饱。县里曾经下派过四任县干部驻村帮助工作,也没见什么成效,一位包村干部无奈地形容 : 这个村是用米汤也灌不活的“东白扔”。

  后来还是村支部书记自己参加中国农学会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后,上吉林省农科院找了四位专家,请他们到村里去搞科研,村里无偿提供土地,代价是他们对本村提供技术和各方面指导。

  专家搞科研,农民一开始看个新鲜,交流交流,时间长了也熏陶开窍了,加上专家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样也是 5年下来,到2000年人均年收入就4000多元了,现在村民出门基本是个个骑摩托。

  “科教兴村”要走“细胞工程”的路

  记者 : 国家也建设了不少示范点,但示范点也是集中了资金扶持和最好的政策,其它的乡村并没有能力像它们那样发展,所谓示范作用好像也并没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您介绍的这两个点是靠村子自己的带头人脱贫致富,有什么其它更好的办法将全国70多万个村的头头都培养成这样的带头人?

  孙翔 : 国家也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但培养出的人才主要集中进了城市。必须把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落实到农村去。

  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这个名字容易使人联想到火箭、飞船等,而不能直接使大家都注意到人才对于农村的作用。类似当初大跃进时喊的“多、快、好、省”,“多、快”两个字容易记住,“好、省”则被遗忘或者忽略了。所以,与此相应,我一直在提倡一个“科教兴村”计划。这个计划过去是在全国推进的,农民特别欢迎,前副总理姜春云,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原副主席孙孚凌等都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我前面说的两个村,其实也是在这个计划之内的。这个计划的特点就是我们不给什么钱,直接给培训、给技术,依靠村子自己的意志和能量发展起来。

  只是农业部门现任的某些领导似乎更加热衷于搞示范,而对这个曾经在大范围内产生过良好影响、彻底从意识和传统上改变了许多村子面貌的计划,忽视了。很可惜。

  农业部最近也表示了担忧,怕新农村建设又走歪。我个人觉得,如果能重新大力提倡“科教兴村”,用这样一个“细胞工程”,使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人们的意识直接凝聚在“村”上面,将科技、人才的力量直接灌输到每一个细胞中去, 70多万个村面貌改变了,那么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自然而然就完成了。“细胞工程”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计划走歪。

  不该忽视精神和人文因素

  记者 :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类似“一村一名大学生”这样的计划,直接为村培养人才,人才还是留不住。怎么办?

  孙翔 : 首先,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在前面也提到过。其次,我们在直接为村培养人才的时候,要认准培养对象。像“一村一名大学生”,在选拔时不能看错人,除了保证这些人有相关的学历基础和学习能力之外,还应该从世界观、价值观、精神状态等各方面进行考察,确保这些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愿意在农村发展,愿意对自己的父老乡亲负责,愿意对自己这片乡土作一些牺牲。

  记者 : 现在我们一提某种计划、某项运动,好像往往只注意政策、制度、经费等因素,而很少有人会想到精神层面的东西。

  孙翔 : 在一项事业中,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都很重要,有时精神力量甚至能转变为物质力量,并且能提供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在农民教育中,不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很多人都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研究他们在国家政策、具体方案、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做法。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其中韩国民众的精神因素。我们对韩国人的民众凝聚力应该都有印象,他们在从事一项国家事业时团结、奉献的精神,值得同在中华文化圈之内的我们认真体味和学习。另一个民众凝聚力极强的国家是日本。

  韩国的“新村运动”,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就已开始,36000多个村分级分批进行。“新村运动”不是那些干巴巴的条文和理论,朴正熙总统将其时代精神概括为“勤勉、自助、协同、奉献”,这四个词是韩国的劳苦农民用一生几十年的血肉体验凝结而成的。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当对韩国这些历史经验多一些体悟。

  我本人是在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相信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个奉献精神。我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所见的发展起来的那些村,那些带头人也确实想着为自己的村子奉献。但是我们这一代终将老去,农村总要有农民,而新一代农民,他们能不能继续为农村奉献?大概比较难。需要我们好好思考该怎么做,怎样教育他们接受这种奉献观念。

  记者 : 与精神动力相联系,应该还有一个对于农村世界自己的价值的认识问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尽量保证农村自己的生态和人文传统不丢失?

  孙翔 : 暂时只能简单地说,这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统筹策划,在建设新农村时要协调进行,不能用城市的价值来替代农村的价值。更多的我也在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在嚷嚷城乡一体化,我认为绝不可在全国推广。城乡一体化,消解城市和农村的区别,直接解决种种问题,这听起来很好,也许在某些发达地区可以有一些点搞城乡一体,但这个世界上不能都是城市,农村肯定是有自己的独立价值的,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忽略了。而准确说这个价值是什么,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研究和思考。至于怎样让市民和农民自己都认识和理解这个价值,则又是更广泛深远的宣传和教育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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