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哲学层面思考办学特色

　　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认为，办学特色问题在哲学层面其实是个性与共性、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由政府直接以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使得高校缺乏特色办学的意识。而今，要在尊重大学共性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个性，积极提倡和鼓励多元，最终达到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元的和谐统一。

　　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徐建培教授认为，办学特色既可以体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上，包括大学的治学方略、办学思想等，它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特色之本；也可以体现在学校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学科布局、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办学特色的外在表现既可以是显性，也可以是隐性。社会公众看到的多是学校的显性特色，如学科专业特色、校园建设特色、师资队伍特色等。而业内人士感受到的多是学校的隐性特色，如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校风学风、大学精神等。显性特色和隐性特色协调统一才能真正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

　　形成办学特色人的因素是核心。北京大学赵存生教授认为，大学的校长、书记、教师和学生是办学的主体，在办学特色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形成大学特色的源泉。如柏林大学校长威廉·冯·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理念；威斯康辛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都是大学的职能”的办学理念。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教师则是办学的“躯体”，校长的办学理念必须得到教师的广泛认同，并通过教师的实践和传承而逐步成为学校的特色。学生作为学校的“产品”，是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的参与者，也是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窗口。

高等教育不是“科举”

　　目前已经盛行了以高考为轴心，“上北大清华为最好，上重点大学次之，再次也要上个大学”的风气。如果这样下去，是以中国全体青少年整体生存状态的恶化为代价，以中国全体青少年失去童年欢乐、失去少年自主精神、失去青年时候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为代价！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发展下去，成为恶性发展的“垄断产业”——中国人才的唯一加工、升级和认证权威。

　　因此，我以为必须让“高考热”减压！怎么减压？有两点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宣传行行都可出人才。强调现代高等教育不是“科举”！讲清楚最适合你的学校才是最好的而并非最名牌的才是最好的！事实也是如此。记得我考大学那一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全国约2000万考生，据说只收了20万，百分之九十九都落榜，天下没有大乱。现在每年收几百万，还搞得这么紧张惶恐，风气背后实在是舆论在添乱增压。

　　二，现在学校只管收钱，不管“产品有没有市场，产品质量能不能经受社会检验”，这是一种不受监管的垄断官办旧俗陋习！因此，我建议，舆论要公开对高等学校进行考评，不单是学术考评，还要有“就业考评”！各个大学当年的学生就业率应当在第二年由权威机构向社会公布。如有虚报，应追究法律责任。

不该让科学界“包工头”继续横行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这样做的后果是科研的资金永远在几个著名学者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就只能给这些人士“打工”。

　　“包工头”，原本为建筑领域的一个“专有”词汇，“包工头”跻身科学界，应当是科学界的一种耻辱，它亵渎了科学。但这两个领域的“包工头”，本质上确有共通之处:他们的本领就是能够揽来项目，甚至很容易就能拿到重要的项目，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大把的银子落袋。科学界贫富差距很大，源头就在这里。

　　其实，倘若科学界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因为“包工头”从中作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因为“包工头”的介入，性质就变了。并且，其恶果远远不止于此。刘华杰副教授说，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参与项目的)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建筑领域的层层发包，层层转包，每一层都把项目当成唐僧肉，都要从中赚钱，就少不了在施工材料上做些手脚，导致贻害他人、贻害社会。以此推论，科学界的层层转包，完全可以预计其结果毫不例外地同样是害人！

　　除了刘华杰副教授，此前已有数不清的人们诟病了科研经费使用的种种弊端。但是，有关方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切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让人不爽，甚至让人气愤。他们即便可以对贫富差距不屑一顾，难道也不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一下吗？

中国大学要以实质性改革面对全球化竞争

　　今年大学招生已经尘埃落定，在香港的大学对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的冲击波后，又出现东南省份高分考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现象。这一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境外大学，将步香港的大学之后尘，和大陆的大学竞争生源，并在未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形成巨大的冲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校的综合力量，以及其潜在冲击力，比香港的几所大学要大得多。如果说香港的冲击让人感到“狼来了”，那么这只狼后面，还跟着一群老虎。

　　举例而言，美国有将近4000所大学。近年来，各个州立大学展开了对外州生源的竞争。国际学生当然也是争夺的对象。我曾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无可逃避地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是跨国界的。你的大学不行，教授和学生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目前中国的大学由于质量还比较低，本土出生的教授还很难吸引外国或港台地区的大学来挖人。但是学生则不一样。

　　不错，大陆的大学在生源上过去一直都可以免于国际竞争。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家长们没有支付能力送子女留学。但是，几个因素将改变这一局面。未来10年，在沿海地区会出现一个数目可观的家庭年收入达到4万美元左右的中高产阶层。这也正是目前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的水平。

　　中国的大学应该明白，高分考生，将成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上的共有资源。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他们就会抛弃中国的大学。

“考权”争夺折射部门权力利益化

　　一边是教育厅组织的信息技术考试，一边是人事厅开展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虽然考试的名义和目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考试内容却大致相同。在福建省，几年来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为一项中小学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的“权属”问题僵持不下，夹在两大部门间的广大基层教师左右为难，叫苦连连。

　　尽管双方争夺“考权”的名义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但显而易见的是，背后有着考试经济的利益驱动。显然，谁主持考试，谁就能分得考试培训费这块诱人的大蛋糕，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自然都当仁不让了。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权力博弈的结果是拿老百姓的利益埋单。不难看出，“考权”争夺战的背后，正是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公共权力部门化”和“部门权力利益化”。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政府部门在利用手中的权力管理社会时，也在“搭便车”牟取部门私利。权力所在就是利益所在，不同部门权力交界的地方也就难免发生利益冲突。

　　在近年来发展迅猛的“考试经济”诱惑下，政府各部门也投身其中，考试机构和政府权力部门往往是“一家人”。因此，人事部门和权力部门都强调己方主持考试的重要性，而无视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各部门权力的利益化，已经造成了部门割据下的公共管理乱象，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如何保证政府部门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培训行业存在“十大危机”

　　危机一: 人云亦云，培训课程缺乏创新。培训市场跟风现象极其普遍，课程内容同质化倾向异常严重。

　　危机二: 鱼龙混杂，优秀讲师凤毛麟角。讲师队伍鱼龙混杂: 有专家教授、资深经理人，也有海外骗子，没有评判标准。

　　危机三: 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大部分的市场人员、操作人员普遍素质不高，对管理、对培训并不了解。

　　危机四: 墨守成规，运作模式单调。90%的培训公司没有战略规划，95%的公司没有系统的营销方式，大多数还停留在推销的方式，没有用营销的方式做市场。

　　危机五: 背信弃义，职业操守欠缺。有的培训公司背着他们的代理商，直接将代理商开发的客户拉过来上课。有些讲师在临上课时将授课费抬高，让代理商措手不及。

　　危机六: 鼠目寸光，没有长远战略。培训公司缺乏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常常忽视了自己的人才。在品牌建设方面，也缺少长远意识。

　　危机七: 小打小闹，没有强势资本介入。真正经营在1000万以上规模的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是少之又少。如果不断有强势资本进入，那么行业内大部分的培训公司将面临生存危机。

　　危机八: 监管缺位，“繁荣”背后有隐忧。培训市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管理部门，没有被广泛深入认同的“行规”。

　　危机九: 相互孤立，培训与企业管理脱节。国内企业的培训效果不理想，培训行业因此整体受到企业的质疑。